韩少功

韩少功（1953—）笔名少功、艄公等。湖南长沙人。著名作家。是倡导“寻根文学”并有突出实绩的重要作家。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曾任海南省文联主席，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现为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韩少功文集》（十卷），含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鞋癖》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另有长篇笔记小说《暗示》，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散文集《山南水北》等。

1968年初中毕业后，下放到湖南省汨罗县的农村插队。1974年调县文化馆工作，开始发表作品。执笔含有大量史料的传记《任弼时》（与甘征文合作）。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发表短篇小说《月兰》（《人民文学》1979年4月）在文坛崭露头角。1982年毕业后在湖南省总工会的杂志《主人翁》任编辑。1984年调作协湖南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88年到海南后开始主编《海南纪实》杂志。1990年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1996年与同仁策划文人杂志《天涯》 ，任杂志社社长。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等，文艺理论《面对神秘空阔的世界》。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引起各方争论。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是其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他的《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分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4期）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比较著名的有《爸爸爸》、《女女女》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邃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在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一批“寻根文学”倡导者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有“规范”和“不规范”之分，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中更多需要肯定和弘扬的是“不规范”的、存在于野史、传说、边地风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的文化精华，就如阿城在“三王”系列中所描述的；而对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被体制化了的“规范”文化，则持拒斥、否定、批判的态度。相对于“三王”系列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痴迷，《爸爸爸》、《女女女》则以强烈的“寻根”意识，探寻文化规范对自由生命的制约，拷问“规范”状态下人类生命和人类文明由起源向末日退化的形态，从中发掘出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批判。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以一种象征、寓言的方式，通过描写一个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一种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作品以白痴丙崽为主人公，通过对他的刻画，勾勒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畸形病态的思维方式，表达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丙崽是一个“未老先衰”却又总也“长不大”的小老头，，外形奇怪猥琐，只会反复说两个词：“爸爸爸”和“x妈妈”。但这样一个缺少理性、语言不清、思维混乱的人物却得到了鸡头寨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被视为阴阳二卦，尊“丙相公”、“丙大爷”、“丙仙”。于是，缺少正常思维的丙崽正显示了村人们愚昧而缺少理性的病态精神症状。在鸡头寨与鸡尾寨发生争战之后，大多数男人都死了，而丙崽却依然顽固地活了下来。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象征了顽固、丑恶、无理性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谶语般的口头禅，既包含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具有个体生命与传统文化之间息息相通的神秘意味，同时它又暗含着传统文化中那种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亘久难变。　韩少功通过《爸爸爸》解剖了古老、封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惰性，明显地表现了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的态度。韩少功基本上属于一个写实的作家，但由于他对楚巫文化和《离骚》浪漫传统的推崇，在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审视民族劣根性的同时，以寓言、象征等艺术手段，重新复活了楚文化中光怪陆离、神秘瑰奇的神话意味，使文本涂抹上浪漫神秘的色彩，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与思考。我们说过，“寻根小说”大都采取一种貌似传统写实的叙述方式，《爸爸爸》用的却是类似荒诞的“寓言体”，可能是个例外。

 

创作历程：

1977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七月洪峰》。

1980年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1年短篇小说《飞过蓝天》在《中国青年》发表，后获当年全国五四文学奖与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集《月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短篇小说《风吹唢呐声》改编为电影，后由凌子执导，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上映。

1985年随笔《文学的根》由《作家》发表，引发后来关于“文化寻根”的大讨论。中篇小说《爸爸爸》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归去来》等在《上海文学》发表。

1986年中短篇小说集《诱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本随笔集《面对神秘而空阔的世界》由浙

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7年与韩刚合译的米兰·昆德拉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由作家出版社内部出版(有删节版)。

1988年调海南省文联工作，举家南迁。

1992年年内有《归去来》英文版出版，《鞋癖》法文版出版，《爸爸爸》意大利文版出版。10月，开始用电脑写作，第一篇作品《夜行者梦语》为后来一系列长篇随笔的起始。

1993年随笔集《夜行者梦语》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

1994年中短篇小说集《北门口预言》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韩少功》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随笔集《海念》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法文版《空屋》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995年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在《小说界》发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有《韩少功自选集》(四卷)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心想》与《灵魂的声音》分别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荷兰文版《爸爸爸》出版。

1997年4月，对持续不止的谣言浪潮作出法律反应，对制造与传播谣言的六被告提起侵权诉讼。

5月，到海南省琼海市挂职体验生活。

6月，在《天涯》编发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长文，此文后来被人们认为是引起中国知识界围绕“新自由主义”问题出现再一次分化的导火索。

年内有《马桥词典》获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其繁体字版分别由台湾中国时报公司和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分别获《中国时报》与《联合报》该年度“最佳图书奖”。

1998年《韩少功散文》(两卷)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1999年汉译费尔南多·佩索阿散文集《惶然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韩少功》繁体字版由明报出版社出版。

2000年5月，迁入湖南省汨罗市八景乡新居。

年内有法文版《山上的声音》出版，在网上被评为“2000年法国十大文学好书”。《马桥词典》被专家推荐为“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百部经典”之一。

2001年译作《惶然录》繁体字版在台湾出版，《韩少功文库》(十卷)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2年4月，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

长篇笔记小说《暗示》由《钟山》杂志发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首届“华语媒体文学大奖”的小说家奖。年内还有中短篇小说集《韩少功读本》、《北门口预言》、《领袖之死》等分别由花山文艺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等出版，荷兰文版《马桥词典》出版，演讲集《进步的回退》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3年理论集《韩少功王尧对话录》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随笔集《完美的假定》由昆仑出版社出版，英文版《马桥词典》出版，《暗示》繁体字版在台湾出版。

2004年随笔集《阅读的年轮》由九洲出版社出版，《韩少功中篇小说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韩少功自选集》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小说集《空院残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韩少功中篇小说集》繁体字版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法文版《暗香》出版，英文版《马桥词典》由澳大利亚Harper Collins再出版。

2005年演讲对话集《大题小作》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政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英文版《马桥词典》由美国兰登书屋旗下的BANTAM DELL再出版。2006年10月散文集《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出版。

 

主要作品：

小说

1981年：《月兰》（中短篇小说集）

1983年：《飞过蓝天》（中短篇小说集）　

1986年：《诱惑》（中短篇小说集）　

1988年：《空城》（中短篇小说集）　

1989年：《谋杀》（中短篇小说集）　

1993年：《爸爸爸》（中篇小说集）　

1994年：《北门口预言》（中短篇小说集）

1996年：《马桥词典》（长篇小说）　

2002年：《暗示》（长篇小说）

2005年：《报告政府》（中短篇小说集）

 

散文

1986年：《面对神秘而空阔的世界》（随笔集）

1993年：《夜行者梦语》（散文随笔集）

1994年：《圣战与游戏》（随笔集）

1996年：《心想》（散文集）；《灵魂的声音》（散文集）

2006年：《山南水北——八溪峒笔记》（散文集）

 

电影剧本

1984年：《风吹唢呐声》潇湘制片厂拍摄

 

翻译

1987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长篇小说）

1999年：《惶然录》

他的第一个写作阶段是以《爸爸爸》为代表的寻根小说时期。寻根文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期出现，中期被迅速崛起的先锋小说所取代，是介于文革反思小说与先锋小说之间的过度者。文革反思小说是纯粹意识形态的产物，没有任何文学性可言，而先锋小说则是真正的纯文学，几乎属于那种没有所指的纯文字符号的堆砌，寻根文学介于二者之间，如同一座桥梁。是的，寻根文学既饱含古意浓郁的传统文化，又颇具现代的批判精神，既不同于文革反思小说的泛政治化倾向，又有别于先锋小说的不知所云，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中庸又比较成熟的文学流派。在整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作家中，韩少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号人物。只可惜先锋文学来得太快，势头太猛，让寻根的韩少功来不及彻底施展自己的文学抱负，就惨遭先锋大潮的湮没，过早地退出了人们阅读与关注的焦点。

他的第二个写作阶段是以《马桥词典》为代表的新乡土小说时期。当我有幸读到《哈扎尔辞典》的时候，才发现二者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关于韩少功抄袭的责难完全是牵强附会。《哈扎尔辞典》徒有“辞典”之名，实则为一个神秘莫测、错综复杂却又逻辑严密的传说，一部民族兴衰的史诗。而《马桥词典》则煞有介事地按照词典的样式编排，通过一个个独立的词条和一篇篇独立的叙事笔记，将古老的湘楚文化诠释得恰到好处，表达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的词典，一部湘方言的词典，一部中南地区乡村文化与生活的词典。同时，它又是一部形散神聚的长篇小说，几千年的历史演绎悉收囊中。从《爸爸爸》到《马桥词典》的变化，可以看出韩少功对艺术形式的不懈追求与突破，虽然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文化寻根者，但至少在文学作品的写作手法和风格上有所创新。

他的第三个写作阶段是以《暗示》为代表的思想笔记体小说时期。这个阶段从他隐居乡下，到创作长篇《暗示》，一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这个时期的韩少功，虽然少了一些当年的文采，但多了一些深度，在思想和精神上较以前大有提高。

 

评价：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湖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个“文学湘军”，其所指为韩少功、叶蔚林、何立伟、谭谈等人。这群人里头，只有韩少功还保持着勃发的创作力，一直跌跌撞撞地写到了21世纪。

 

最早阅读文学韩少功的作品就是从他的《爸爸爸》开始的，那是读过的小说中最亲切的一篇，甚至比沈从文的《边城》更让我倍感温馨。沈从文的边城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那种风情只能从远逝的历史烟云中寻觅了，韩少功笔下的湖南村寨则显得迷信、丑陋，而这恰恰是当下活生生的湖南乡村写真。

韩少功的《爸爸爸》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之一，即使放到整个文学史上，也不会褪多少成色。一部小说能够让人从小读到大，读了10余年仍手不释卷，这绝对是一部好作品，至少是一部相对的好作品。《爸爸爸》就是这样一部小说，无需过多的夸饰。

《诱惑》不但是韩少功的第一本小说集，也是他下海前出版的惟一一本书。韩少功弃文从商，是1986年的中国文坛相当引人注目的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湖南著名青年作家韩少功第一本小说集《诱惑》隆重出版，作者在长沙亲笔签名售书，结果应者寥寥，购书的人更是少得可怜。作家的自尊心颇受打击，一怒之下，就去了海南，不折不扣的“下海”。从这个事件，很多人看出了中国作家的世俗与功利心，但是我看到的却是一个作家的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一个湖南蛮子的愤世嫉俗。

 

韩少功虽然下海了，但终究没有丢下文学。他在海南一手将《天涯》月刊操办得红红火火，可以说这份杂志一度是中国最好的文学刊物之一，它不但刊载了很多好作品，还推出了像刘亮程这样遗世独立的大作家。韩少功在办刊物的同时，并未中断写作，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口，于199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小说面世后，一时好评如潮，很多人料定他能获茅盾文学奖的。也许是韩少功比较倒霉的缘故吧！这一年他再度成为文坛事件的第一号新闻人物。事情的起因是著名学者张颐武指责《马桥词典》涉嫌抄袭，其原话是“无论从形式还是到内容，《马桥词典》都完全照搬了《哈扎尔辞典》”。一时之间闹得文坛沸沸扬扬，大家对平淡的文坛有了审美疲劳，巴不得来点新鲜刺激的事情发生，逮住这个灭人的机会，谁也不愿意放过，何况还是韩少功这么出名的公共人物。于是，关于韩少功江郎才尽的评论满天飞扬，关于韩少功人格的争议更是持续升温。最后，韩少功不得不借助法律的手段为自己洗去不白之冤。官司虽然打赢了，人们却又抓住了新的把柄，指责韩少功心胸狭窄小肚鸡肠。作为攻击者的张颐武，输了官司，却赢得了口碑。《马桥词典》获奖的预兆是无法实现了，结果是《尘埃落定》和《长恨歌》等小说获得了那一届的茅盾文学奖。

此后，韩少功创作了不少思想随笔，几乎很少写小说。据说他先后辞去《天涯》主编和社长以及海南作协主席等职务，搬回湖南老家的乡下，种菜喂鸡，过起了隐居生活。一直到2003年，他突然写出了长篇小说《暗示》，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先锋”写作——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决然转身

 

在新时期文学作家中，似乎还没有哪位像韩少功一样，对文学的探索和创新，充满了那样饱满、执著的精神。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他往往走在同时代作家的前列。韩少功不是那种当红一时的先锋派作家，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先锋作家。30年来不断超越，一以贯之。有评论家称：“韩少功无疑是当今大陆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说他杰出，是因为他的作品常常领风骚而由其他作家追随效法。”① “在当代作家中，韩少功以思想深邃复杂著称。他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大都蕴涵较强的文化意味，其内涵既具传统意象又有强烈的现代色彩。”② 探索体现了新变，也意味着冒险。韩少功是一个扎实、理智的作家，他的探索给文坛带来一次次思想和形式的刷新。但他的作品也常常招致人们的不解、误读和批评。同时因了他过分发达的理性思维，有时不免压抑、削弱了作品中的形象世界，导致一些很有意义的创作构思难以生成更圆熟的审美境界。但不管怎么评价，韩少功的创作实践和成果，在新时期文学中是独特的、重要的，具有开创意义的。

 

与其他作家相比，韩少功的创作产量不算高，总字数大约在三百万左右。但他的作品以思想的精深和形式的新异著称，成为新时期文学中的重量级作家。他的体裁领域也不算宽，除长、中、短篇小说外，主要是随笔体散文，还有几部译作。他的三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其实是有一个松散的长篇构架，由多篇散文、随笔和短篇小说组合而成。他的中篇小说有十几部，除《爸爸爸》《女女女》《报告政府》等力作外，其他均为平平之作。他的短篇小说有50余篇，众多的精品都在其中。如《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归去来》《蓝盖子》《故人》《领袖之死》《是吗》《西江月》《第四十三页》《怒目金刚》等等，可谓构思奇妙、意蕴深远，成为他全部创作中的精华所在。他酷爱鲁迅、契诃夫，他聚焦式的思维方式、在文体上的“探险”精神，与他们一脉相承，也最适合短篇小说创作。

 

韩少功的小说追求也与众不同。他说：“我对文体和手法兴趣广泛。最早接触的文学，是鲁迅、托尔斯泰那一类，后来又读过外国现代派小说，比如卡夫卡、福克纳、塞林格等等，但也不是都喜欢。比如法国新小说的西蒙，我就看不下去，觉得太晦涩难读了。我觉得实验性的小说最好是短篇，顶多中篇，长篇则完全没有必要。”③ 为了创造新的小说艺术形式，韩少功更多地从西方现代作家那里吸取营养，并集中力量在短篇小说上进行实验。他说：“我很久以来就赞成并且实行这样一种做法：想得清楚的事写成随笔，想不清楚的事就写成小说。小说内容如果是说得清楚的话，最好直截了当，完全用不着绕弯子罗罗嗦嗦地费劲。因此，对于我写小说十分重要的东西，恰恰是我写思想性随笔时十分不重要的东西。我力图用小说对自己的随笔作出对抗和补偿。”④“想不清楚的事就写成小说”是韩少功的经典名言，被很多作家广为流传，它表现了韩少功的创作理念和追求，他写小说是为了带着读者领略社会人生，寻求生活的真谛。

 

韩少功曾经走过一条坚实而艰难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在此之前，他有过一段弯路。1974年到1976年发表的《红炉上山》《一条胖鲤鱼》《稻草问题》《对台戏》等，竭力表现“文革”时期的学大寨运动和所谓的阶级、路线斗争，迎合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作家后来对此没有回避，深刻地反思自己屈从于现实环境，“参与了主流话语的生产”，“现在想起来很惭愧。”⑤新时期开始后的1977年到1984年，是他创作的“喷发”时期，他一鼓作气在《人民文学》《青春》《上海文学》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20篇短篇小说和2部中篇小说，有多篇作品引起较大社会反响。此时正值“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热闹时候，他所依循的正是流行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看，主要有两个类型。一类是批判“极左”思想和政治乃至国家干部的工作作风的。如《吴四老倌》用幽默的笔法，描绘了一位“文革”时期、敢于同“极左”路线斗法的老农民形象。《月兰》则以“我”——一个农村工作干部的反思为切入点，讲述了贤惠、苦命、自尊的农村妇女月兰，在激进的学大寨运动中的含冤自杀。《夜宿青江铺》则是直接批评一些基层干部，面对国家建设、那种冷漠懈怠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的。这些作品主题鲜明，人物突出，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另一类是反思知青运动和知青人生命运的。如《西望茅草地》以沉痛的叙述，塑造了一位集崇高理想与蛮干方法、慈父情怀与封建专制手段为一体的革命老干部——张种田的悲剧形象，倾诉了知青“我”对他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作品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过蓝天》写的是知青和他的鸽子的故事。鸽子晶晶忠诚主人和故乡，放逐千里依然要艰辛飞回，最终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而知青麻雀理想幻灭，便设法弃乡回城。当他面对渺茫前途和复杂世事时，他终于又回到了知青点。在人与鸽子的对比描写中，蕴含了作者对知青命运和知青理想的探寻。作品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小说情节强烈、感情激越、写法严谨，显示了作者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扎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功力。

 

当时的知青作家，大都跟韩少功一样，奉行的是五四新小说式的现实主义创作套路。但仔细辨析就会发现，韩少功的小说有其自己的艺术个性。首先是理性思辨，在对“文革”和“极左”路线的揭示，在对知青运动和个人命运的认识，在对农村问题和农民生存的审视方面，他的思索显得敏锐、深刻、强劲，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理性色彩。其次是表现方法的实验，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既有以故事为主的情节模式和以人物性格为主的人物模式，还有着重抒情的散文化结构（如《孩子与牛》），用几个片段形成的组合式结构（如《同志时代》）等。在具体表现手法上，则自由地运用了象征、幽默、心理描写等。韩少功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已经驾轻就熟、成果卓著。但就在此时，他突然转身，另起炉灶，率先提出了“寻根文学”的口号。那种追随政治、时代的写作模式，已使他产生怀疑和不满，他要用文学去发掘社会深层中的文化乃至人性。

 

“寻根文学”独辟蹊径

 

1984年12月，一批青年作家、评论家的杭州聚会和对话，激发了“寻根文学”潮流的涌动。1985年4月，韩少功发表的《文学的‘根’》，成为这一潮流的“宣言”。紧接着，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等纷纷发表文章，表达对寻根的热情，阐释寻根的意义。这些作家的理论主张加上他们此前此后的一大批作品，形成了一个强劲的“寻根文学”潮流。韩少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⑥ 他主张发掘民族的乃至民间的传统文化，同时又强调这种发掘必须是在现代思想的支配下去进行“……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⑦在蓬勃的寻根文学潮流面前，韩少功似乎显得更坚定也更清醒。

 

寻根文学实现了文学从政治向文化的转型，寻根文学把作家推向了同世界文化对话的前沿。其意义和作用是深远的。但寻根文学也是偏激、矛盾、“夹生”的。譬如主张寻“优根”的作家，把地域文化中愚昧落后的东西也当作精华去渲染；譬如主张寻“劣根”的作家，把传统文化中有生命的东西也当作糟粕去批判。他们的文化积累和文化眼光还很有限。寻根文学必然是短命的，当“先锋小说”兴起、“新写实小说”滥觞的80年代末期，它就悄悄消失了。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倡导者和“主将”，但他始终保持着清醒和观察的态度。他认识到这个潮流其实是“一种早产现象”，存在着“根基不扎实，先天不足”的缺陷，因此他“从来不用这个口号”。然而他寻根的思想理念却比任何一位作家都坚定，并充分体现在了他的创作实践中。1985年至1992年，他创作有17部中短篇小说，几乎清一色的寻根之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些寻根小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带有鲜明的韩氏印记。

 

首先是用更理性、开阔的艺术视野，观照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及地方风情。对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80年代中期的作家们多取揭露、批判的态度。韩少功是一个坚持启蒙思想的作家，但他在批判中又多了一种理解、深思乃至困惑。譬如《爸爸爸》中那个象征性形象丙崽。他一方面蕴涵了民族及其文化中的愚昧、保守、陈腐等特征，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民族及其文化中的顽强、坚韧、生生不息的性格。沉痛的批判中寄寓了一种同情和希望。再如《领袖之死》写小山村民众悼念领袖的逝世，披麻戴孝、组织哭丧，自然是一种迷信和愚昧行为，但其中不也包含了村民们至善至诚的忠诚品格吗？作家在善意的讽刺中多了一种理解。关于地域文化，韩少功对楚文化有很深的感情和较深入的研究，但他不满足于那种刻意的地方色彩、奇风异俗的描写，他感兴趣的是楚文化的精神，比如那种人神相通、包容天地的境界等等。譬如《空城》写历史沧桑中的锁城与一位开粉店的四姐的神秘命运，《鼻血》写古老的青砖楼房里一位年轻伙夫与当年的杨二小姐的魂灵相遇，《北门口预言》写古城民国年间的杀人情景与革命党人的悲剧等，无不表现出湖南幽深的历史、神秘的传说和奇特的风俗，传达出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鬼神相通交融的楚文化精神。对于湘地的自然风物，韩少功可谓情有独钟，在他的多篇小说如《爸爸爸》《女女女》《诱惑》中，描绘了原始山林、清澈溪流、古老村寨、历史遗迹…… 在凝重、细密、抒情的描写中，折射出神秘奇丽、浪漫幽深的楚文化特色，从中可见从老子到庄子到屈子的文学传统对作家的潜在影响。

 

其次是用更深入、尖锐的思想智慧，揭示人在特定地域文化中的精神、心理变化。韩少功说：“我看重文化，更看重文化后面的灵魂。”⑧ 寻根文学自然寻找的是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但文化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漂浮物，它总要渗透沉淀在人的精神深处，改变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有把握住了人的文化性格，寻根文学才能体现出它的深层价值来。《归去来》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但它的思想内涵却与同类作品大异其趣。“我”——黄治先——走进一个陌生的山寨，却感到似曾相识。而村民一齐把“我”当作曾在这里插过队的“马眼镜”对话、接待，“我”也渐渐成为“剧中人”。“我”究竟是黄治先还是马眼镜？自己也不甚了然起来。小说揭示的是特定的地域环境和人际关系对人的“误读”和“改造”，人在特定场域中的自我迷失和自我怀疑。就像庄周梦蝶一样。“我”到山寨里去寻找什么，但结果把自己也丢失了。这就比一般的寻根小说多了一种哲学意味。《蓝盖子》和《老梦》写的则是“文革”年代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异常现象。前者写知识分子陈梦桃在苦役场干抬死人活儿，吓得精神失常，竟患上一种到处寻瓶盖子的病症。后者写严肃正派的民兵排长勤保，深夜里一次次偷窃食堂的饭碗埋到山坡上，已故的父亲魂魄附体，让他得了一种奇怪的夜游症。在寻盖子、埋饭碗这些匪夷所思的行为中，折射出“革命”年代人的灵魂世界的压抑和扭曲。《雷祸》和《故人》则涉及到了人的国民劣根性。前篇写村民抬着被雷击了的村干部，伤者的死与活，牵动着一帮村民的思想情绪。人们耿耿于怀的是这位村干部的劣迹以及对自家的好坏等等，全然没有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显示了村民愚昧、功利的文化心理。后篇写荣归故里的台商余先生，不忘土改中杀害父亲的仇人——老民兵彭细保，用自己如刀的眼光报复、征服了面前的穷苦农民，揭示了富商狭隘、狠毒的国民根性。这两篇作品都是在审视、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劣根，但却是从人的灵魂层面切入的，因此显得格外深切，不露痕迹。

 

“寻根文学”后的1995年，韩少功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正如贺仲明指出的：“虽然这时候作为潮流的‘寻根运动’已经偃旗息鼓，但韩少功却始终在延续和深化着对乡村精神的思考和表现，《马桥词典》是其直接成果。”⑨ 这自然是一部具有相对完整构思的长篇小说，但支撑作品的却不是一个集中的故事和几位性格化的人物，而是一篇篇自成格局的散文和短篇小说，有许多篇完全可以拿出来单独成篇。10年后的韩少功，在看取乡村生活和人物时，思想眼光已然平静、淡定、深远了许多，保留了更多生活的原汁原味。譬如叙事类篇章中，《同锅》《放锅》写“锅”在马桥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风俗，《发歌》写马桥人各式各样的唱歌情景，《枫鬼》写村中央历经沧桑的两棵枫树，把马桥的民情习俗和自然风景表现得历历在目、生动有趣。譬如写人物篇什中，《九袋》写最高级别的乞丐富农戴世清，《乡气》写外乡人希大杆子在马桥的命运沉浮，《觉觉佬》写民间歌手万玉的悲剧人生，把这些底层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刻画得入木三分，发人深思。如上这些作品都可视为短篇小说佳制。《马桥词典》不仅在整体构思上匠心独运，而且每一篇的写作都是精雕细刻的。

 

现代小说特点：

19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和推进，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全面展开。文化乃至文学逐渐边缘化，尽管“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等轮番上演，但其衰退之势已难以避免。文学整体上向现实回归，向世俗靠拢，已耗尽了探索、变革的能量。就连最激进的马原、余华、格非等先锋派作家，也纷纷回到了现实主义的麾下。此时的韩少功，已在海南打出了一片天下，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现代化城市，担负的是繁琐的行政和刊物杂务。他对当下文学的退缩、保守态势很感困惑，认为文学越是在物质化、世俗化的时代，越应该坚守精英立场和艺术探索。在纷杂的俗务中他依然坚持创作，并在创作中贯注了矢志不移的探索精神。19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十几年间，是他创作道路上较为复杂、困难的时期。乡村题材要写下去，城市题材也要尽快熟悉和尝试。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近20部长、中、短篇小说。10余篇短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似乎没有太多突破之处，但在艺术上却有许多实验和创新，借鉴了大量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法，显示了西方现代小说的独有风貌，也显示了韩少功一贯的“先锋”个性。

 

韩少功明确宣称：“我一直是文学‘现代主义’的拥护者，包括对法国尤奈斯库、普鲁斯特、加缪、罗伯·葛里叶等等诸多现代作家的激进探索充满崇敬和感谢——感谢他们拓展了文学领域里想像、技巧、文体风格的广阔空间，并且率先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清理和批判。”⑩ 但韩少功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绝不像早期先锋派作家一样，只移植外形和皮毛，而不大顾及思想和内容。他是以现代主义文学为构架，以本土生活为血肉，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小说文体。他从寻根小说开始，就汲纳了一些外来的表现手法，这一时期则表现得更加自觉和放手。

 

悬疑小说是新时期后期涌现的一种小说样式，是借鉴西方侦探小说写法的产物，属于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范畴。韩少功的小说创作受楚文化神秘特征的影响，在多篇作品中表现了社会人生的变幻莫测，因此借取悬疑小说的写法，是手到擒来的事情。《谋杀》就是一篇标准的悬疑小说。公司职员、单身女人张女士，跟同事去墓地送葬，竟不知死者是何人。他在街上徘徊、在旅店住宿，一次次撞见光头男人。睡眠中想象光头男人对她施暴，她用水果刀刺伤了他的左肩。第二天她在大街上看到那位男人被汽车相撞，左肩上的伤口鲜血涌流。送葬送的到底是什么人？光头男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跟踪女主人公？女主人公何以有如此强烈的恐惧感、不安全感？在小说中形成了突兀的空白、谜团，诱惑读者去想象、探究。作者通过一个荒诞的故事，揭示了不正常的社会人生状态。《801室故事》的构思很独特，讲的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侦探故事。作品的开头和结尾叙述了一个无名女尸案和一把大号钥匙的关系。正文两部分是两份文件：801室的装修方案、801室的搜查报告。死去的女人与大号钥匙究竟有没有关系？室内装修与刑警队的搜查，与女尸案件看似毫无瓜葛，但又有许多细节疑点重重。整篇小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悬疑”，吸引读者去探索、思考。悬疑小说是大众读者喜闻乐见的小说品种，韩少功在创作中又赋予了一定的社会人生内涵。但由于作家在表现方法和方式上着力过多，也造成了作品思想内容的单薄和虚化。

 

荒诞小说是西方最流行的一种现代小说，新时期初期传入中国，成为很多作家喜爱的艺术样式。韩少功无疑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真要出事》写的是一位小公务员，在家里和办公室，在公交车上和大马路上，时刻都觉得会出事、有险情。最后爬上正在建筑的高楼上监督施工，被警察当精神病人扭送派出所。这位小公务员的神经过敏、杞人忧天是荒唐的，但他在现代城市中的这种危机感和恐惧感，又是极为真实和普遍的。《余烬》和《山上的声音》写的是乡村生活，都有很强的荒诞色彩。前篇写省某局副局长李福庄，旧地重游，回到20年前当知青时偷砍竹子的山里考察矿泉水厂的建设，想不到今昔时间对接，当年在小窝棚里煮白菜的炉火还有余温，中年妇女跪求借车的事今天接住才办完。恍兮惚兮，不知是今是昔。是李福庄在怀旧吗？是时间可以倒流吗？作品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后篇写“我”当年插队的山寨，不安分的二老倌被家法处死，死后灵魂飘飞，常常闹鬼。若干年后，“我”在他的坟前树下，竟发现了当时祭奠他的一支红橘牌香烟。这是封建迷信吗？但老村子里灵魂作祟的事经常发生。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呢？作家引导人们重新看待、认识这些神秘现象。

 

元小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新类型，新时期中的先锋派作家作了引进，譬如马原就有《虚构》《死亡的诗意》等有影响的作品。元小说是一种突出小说情节的虚构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这种小说其实有两套叙述体系，一套在叙述一个虚构的故事，另一套则在讲述虚构世界的创作经过和方法等。后一套讲述是对前一套叙述的解构乃至否定，形成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叙事圈套。韩少功对元小说叙事进行了一些革新，创作了数篇新颖别致的作品。《暗香》叙述业余作家老魏，历经多年写了一部小说，描写一个叫竹青的教师的命运沉浮。想不到这个小说中的人物，竟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几次千里迢迢来看望他。作品似在表现艺术形象的强大生命力，作家在创作艺术的同时也在创造生活。《第四十三页》讲述作家“我”创作了一篇小说，描述业余球员阿贝通过时间隧道，乘上一列“文革”时代的客车，所遭遇的奇特经历和列车在泥石流中的车毁人亡。但没有料到那场车祸竟然实有其事，阿贝亲自找“我”指责小说中的随意虚构。作品意在展示生活的急剧变化，揭示人们对历史的遗忘，内涵是深广的。

 

韩少功具有永不枯竭的创造能力，几乎一篇是一个样式，既不复制自己，更不重复别人。《鞋癖》是一篇关于怀念、寻找父亲的作品，充满了沉郁、悲伤的抒情色彩。《方案六号》由一位移民美国的行为艺术家的劝诫词构成，人物语言犀利、幽默、精辟。《老狼阿毛》以拟人写法，从狗的角度显示人与动物的复杂关系。长篇小说《暗示》，是一部苦心经营之作，旨在揭示生活具象在人生和社会中的幽暗真相，以及具象与语言之间的潜在联系，显然是西方现代哲学、语言学催生的硕果。创作思路晦涩，但构成的每一局部并不难解读。其中的许多篇章依然是可以独立出来的短篇小说精品。韩少功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实验和变革，无疑是值得赞赏的；特别是在文学处于边缘、低潮的态势下，就更加难能可贵。但探索者往往是孤独的，也会有失误。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并没有得到文坛、读者的足够关注和评论。同时，他的部分作品理性大于形象，有些形式的实验痕迹太重，而思想内容又显得薄弱，超越前两个时期的作品难以看到。这也许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有关，也许与韩少功探索上的失误有关。

 

寻觅与创新

鲁迅在谈到文艺的发展时说过：“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11 还可以这样引申：凝聚中外、古今之长处，重铸一种新型的艺术还是一条路。大约从2004年开始，韩少功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某种明显变化，那就是现实性的加强和向传统古典小说艺术的回归。此前十几年的创作，思想指向自然是紧贴当下生活的，但题材内容却同现实保持了一定距离。新世纪初期后，他的笔触再一次深入到了眼前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此前的创作历程中，他既借鉴西方现代表现方法，也汲取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但从审美追求上更倾向于西方现代艺术。从新世纪初，他调整了创作思路，像蜜蜂采蜜一样，着力于从现代和传统中采撷精华，更多地从古典小说中吸取营养，进而打造自己新型的小说文体。从现代到传统、再到融合创新，这大约是中国当代优秀作家共同的文学轨迹。

一个作家的生存环境和状态，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思想和创作。2000年韩少功逃离城市，效仿古代的陶渊明和苏东坡，回到乡村和民间，迁居湖南省汨罗县八景乡的独家小院，开始了悠闲自在的“耕读”生活。虽然每年需要阶段性地赴南方处理公务，但大半时间可以在乡下体验生活、静心写作。他说：“中国的乡村很有特点，是一个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撞击和融合的交错部位，很多有趣的事情正在那里发生。我站在两种文明的夹缝里，左看农村，右看城市，可以有更多的比较和辨别。”12敢于舍弃城市文明与生活，自觉自愿地沉潜在底层社会、体察民情、感受自然，并从乡村层面反观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韩少功是惟一的。

从五四文学到新时期文学，已经构成了一个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精英文学传统。它根植于中国的现当代历史，蕴涵着浓郁的现代性因素。韩少功坚持的基本是这样一条文学道路。他新世纪以后创作的小说，虽然仍以乡村生活为主，但城市题材也有了明显增加。《是吗》直接切入城市高级知识分子的治学状态和精神世界，表现了80年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学术事业的真诚坚守，对伪学术风气的坚决抵制和机智“斗争”，刻画了一个小有成就便利欲熏心、投机钻营爬上高位的历史学家的可鄙形象。作品构思巧妙，形象鲜活，语言幽默，可谓短篇小说精品。《报告政府》写的是城市里的监狱生活，一个难度较大的偏僻题材。作品逼真而细腻地展示了监狱里恶劣混乱的生存环境，刻画了众多不同人生、各怀绝技的犯人形象，揭示了犯人同管理者之间的交往、冲突与斗争，其中多有对社会人生的透彻反思。作品情节动人心魄，叙述语言明朗流畅。作者有意识地借鉴了通俗小说的写法，并在通俗的故事中蕴涵了严肃的社会思考。这是作者强化小说的现实性和通俗性的成功实践。此外，如前所述的《方案六号》《801室故事》，也都是反映城市生活的较好作品。

韩少功得心应手的还是乡村题材小说。《西江月》描述了当下乡村社会穷人向富人“复仇”的故事。小叫花子龅牙仔吃尽苦头、顽强等待，就是要寻找欺辱了他姐姐的富豪龙贵。一旦找到仇人，龅牙仔的报复行为竟那样果断、凶狠、残忍。作品强烈地表现了现实社会巨大的贫富分化，尖锐的阶层冲突。作者在荒诞夸张的情节中，揭橥了现实社会的严峻乃至危机，不啻是向人们敲响的醒世“警钟”。《怒目金刚》的故事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乡书记邱天保与村干部吴玉和之间的矛盾、恩怨，是因为上级对下级的“国骂”。行伍出身、作风霸道的邱书记，出口“猪娘养的”“妈的x”，骂了辈分高、有文化、重礼仪的吴村长。吴觉得不仅伤了个人的自尊，而且侮辱了他的亲娘。他抓住把柄，不屈不挠，非要这位邱书记向他和亲娘赔礼道歉不可。邱吴矛盾以及吴的要求，实在有点无事生非、小题大作，但正是在这种司空见惯的冲突中，蕴含了民与官根深蒂固的对立关系。当权者惯用的是专制，老百姓争取的是民主。作家用讽刺手法凸显了荒诞背后问题的严重，表现出深邃的思想洞察力。作品结尾，死不瞑目的吴玉和终于等来了邱天保迟到的跪拜和道歉，在含泪的反讽情节中寄托了作家的美好愿望和对专制者的宽恕。两篇小说，写贫富冲突、官民矛盾，都是当下社会最突出、最敏感的问题，可谓典型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尖锐、精辟、深广，显示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良知忧患意识。《生离死别》写农村中的老夫老妻俩，活得孤独而无助，相约互杀，表现了农民对死亡的达观和对法律的无知，揭示了农村老年问题的沉重和严峻。《末日》写偏僻的山村面对地震传言，各种各样农民的心理和行为，活画出一幅可笑可悲的民间众生图，揭示出民众愚昧、迷信、盲目、无知的国民劣根性。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但又大量使用了夸张、幽默、荒诞、象征乃至意识流表现方法和手法，使严谨的现实主义小说增添了浓重的现代韵味。

2006年，韩少功出版了描述他乡居生活的新著《山南水北》。关于本书的文体，再一次引起广泛争议。文体争论遮蔽了这部书出现的深层意义。其实它的创作，显示了作者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寻觅、融合，最终向古典小说艺术的回归。在此之前的创作，譬如短篇小说上，他已娴熟地运用了古典小说的艺术形式和手法，但到这部新著，他的创作才更自觉、自如起来。韩少功始终在探索小说文体的创新问题。他说：“昆德拉继承发展了散文笔法，似乎也化用了罗兰·巴尔特解析文化的‘片断体’，把小说写得又像散文又像理论随笔，数码所分开的章节都十分短小，大多在几百字和两千字之间。整部小说像小品连缀。”13 他说：“古代笔记小说都是这样的，一段趣事，一个人物，一则风俗的记录，一个词语的考究，可长可短，东拼西凑，有点像《清明上河图》的散点透视，没有西方小说那种焦点透视，没有主导性的情节和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14 在对中西文学的研究和比较中，韩少功意识到了二者也有相通之处，小说的散文化是小说文体创新的通途。他的《山南水北》就是要写成一部古代笔记小说那样的文体。

《山南水北》以作家的乡村生活为主线，涉及自然、社会、风俗、乡民等众多方面，并没有一个井然有序的构思。它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地道的笔记体短篇小说，姿态各异、结构精巧、散淡隽永。记事的《怀旧的成本》《最后的战士》等，情节精到、意蕴深远。写人的《青龙偃月刀》《神医续传》《老地主》等，形象典型、性格鲜明。抒情的《扑进画框》《残碑》《月下狂欢》等，形散神聚、感情丰沛。说理的《知情人》《雨读》等，喻理于事，启人心智。在小说的艺术表现上，多用散点透视，白描手法，显得更加朴素自然。在叙事语言上，则追求一种随意、灵动、简洁的风格。韩少功返朴归真，创造了一种散发着古典神韵的新笔记体小说。

走过了30余年探索之旅的韩少功，依然对创新充满了渴望。他说过：“小说更大的苦恼是怎么写也多是重复，已很难再使我们惊讶。惊讶是小说的内动力。……小说家们能不能说出比前辈经典作家们更聪明的一些话来？小说的真理是不是已经穷尽？”15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文学就会生长。我们期待韩少功能为文坛和读者创造出新的“惊讶”和奇迹，期望文学在世俗化的时代重新点燃精神的火光。

 

解读艄公

 

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比较著名的有《爸爸爸》、《女女女》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邃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在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一批“寻根文学”倡导者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有“规范”和“不规范”之分，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中更多需要肯定和弘扬的是“不规范”的、存在于野史、传说、边地风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的文化精华，就如阿城在“三王”系列中所描述的；而对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被体制化了的“规范”文化，则持拒斥、否定、批判的态度。相对于“三王”系列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痴迷，《爸爸爸》、《女女女》则以强烈的“寻根”意识，探寻文化规范对自由生命的制约，拷问“规范”状态下人类生命和人类文明由起源向末日退化的形态，从中发掘出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批判。

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以一种象征、寓言的方式，通过描写一个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一种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作品以白痴丙崽为主人公，通过对他的刻画，勾勒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畸形病态的思维方式，表达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丙崽是一个“未老先衰”却又总也“长不大”的小老头，，外形奇怪猥琐，只会反复说两个词：“爸爸爸”和“x妈妈”。但这样一个缺少理性、语言不清、思维混乱的人物却得到了鸡头寨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被视为阴阳二卦，尊“丙相公”、“丙大爷”、“丙仙”。于是，缺少正常思维的丙崽正显示了村人们愚昧而缺少理性的病态精神症状。在鸡头寨与鸡尾寨发生争战之后，大多数男人都死了，而丙崽却依然顽固地活了下来。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象征了顽固、丑恶、无理性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谶语般的口头禅，既包含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具有个体生命与传统文化之间息息相通的神秘意味，同时它又暗含着传统文化中那种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亘久难变。

韩少功通过《爸爸爸》解剖了古老、封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惰性，明显地表现了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的态度。韩少功基本上属于一个写实的作家，但由于他对楚巫文化和《离骚》浪漫传统的推崇，在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审视民族劣根性的同时，以寓言、象征等艺术手段，重新复活了楚文化中光怪陆离、神秘瑰奇的神话意味，使文本涂抹上浪漫神秘的色彩，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与思考。我们说过，“寻根小说”大都采取一种貌似传统写实的叙述方式，《爸爸爸》用的却是类似荒诞的“寓言体”，可能是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