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第一场雪一般在霜降前后就会来临,它就像个冒失顽皮的孩子,抢占了本该属于秋天的舞台。鄂西北的冬天又长又冷,为此,在白露前后,父亲便忙着早早进山了,随身带着母亲为他烙的火烧,和一把在前一天晚上就磨得泛亮的斧头 ,在母亲的叮嘱下,眼睛扫扫赖在床上的我们姐弟,满脸笑意地出了门。
父亲进山,是要去砍我家一冬的柴火。这段时间,父亲总是很早出门很晚才回家。每每到天黑透了,才会挟着一股冷风回来。他一脸疲色,在母亲关切的目光里,一言不吭,径直走到火塘边,咕咚一声坐下 。椅子也立马发出吱呀地叫声,似乎在抱怨父亲太过粗暴,不满地提出抗议。父亲将他瘦骨嶙峋、或者带有些许血迹的大手,迫不及待地伸向不停吞吐的火苗中来回晃动。他歪着头,似笑非笑地瞄着我们,也不说话,待感觉手暖和了,拿起来在嘴边呼呼,突然将手伸向我和弟弟早就缩起来的脖子。这时,母亲就含笑站在一旁,看着我们惊慌躲闪。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浓茶凑上前来,对父亲嗔骂道:“老大不小的人了,不累啊,还和孩子们皮闹……”父亲听了,讪讪笑着,像个孩子似地直朝我们吐舌头,也不理她,在我和弟弟渴盼的目光中搓搓手,慢条斯理地把手伸向他涨鼓鼓的荷包。
父亲会从他的口袋里掏出杨桃、板栗、海棠果,和许许多多的好东西来。就像一个魔术师,口袋可以源源不断掏出好多我们欢呼雀跃的稀罕物。我们照例会开心地叫起来。捧着这些此时已经不多见的山果,欢天喜地在满屋里撒欢。这时候,父亲才会接过母亲手中的热茶,深深喝一气,然后反过头,去看给他揉肩的母亲的盈盈笑脸。乘着我们不注意,飞快地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几个山楂,一把塞进母亲的嘴里。母亲故意躲闪了一下,扭捏着,张嘴含住,然后似打不打地在父亲头上敲了一下。还没等父亲做出反应,就快步走进厨房,端出热气腾腾的饭菜,连同已经温了许久,满屋飘香的苞谷酒,一一摆在火塘边的小桌上,然后亲自给父亲斟满一杯。父亲接过酒滋溜喝一口,用他有点沙哑的声音喊道:“娃子们莫疯了,吃饭了。”
冬天到来之前,母亲也没有歇着,这时候田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割完毕,装进了粮仓。农家的女人永远有忙不完的琐事。种菜收菜是当下最紧要的活儿。菜地里的是细致活儿,一个女人能不能干,人家只要看她家的菜地就会知道,冬要来了,谁家的菜品种多寡,长势好坏,直接影响熬冬或者年关时家人的嘴腹,是一件不能大意的事。
母亲的一天从清晨开始。那个时候山村基本还在酣睡之中。母亲早早起床,做好饭菜,照样会温一小壶酒,然后才会轻手轻脚地去卧房叫醒父亲。送走了父亲,天就大亮了。母亲这才叫醒我们,等我们吃罢早饭去了学校,她独自背上背篓,提着菜刀去了菜地。在我们村里,我家的菜园是村里主妇们的示范田,大凡母亲栽种了什么蔬果后,别人家的菜地就会不约而同地种上相同的菜。母亲家里家外忙活,里里外外都打理的井井有条,村里的人们总是羡慕地当着父亲的面,夸奖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媳妇,每每此时,父亲便会扬起手不好意思地扰扰头,呵呵呵呵地傻笑。
冬天近了,菜园里已经没有多少菜了。母亲把包的紧实的白菜割了、把大个儿的萝卜拔了,一背篓一背篓的往家送。母亲的个子不高,每次背满满的一背篓菜,蹒跚在崎岖不平的田埂上。菜很沉,母亲就尽量把身体往前倾,但也不能阻止背篓往后向下坠的方向,母亲的褪和身体也因此变短变矮了许多。就像埋头拼命犁地的老牛,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母亲把这些菜背回家,一一打理干净,然后,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后院的菜窖里。把菜地里的菜陆陆续续搬进菜窖,这些都是为过冬准备的,林林总总有不下十几种干鲜。土豆、南瓜……一堆堆,一码码,全都整整齐齐地占据不大的空间,方便大雪来临后取出来食用。
我家的菜窖,是细致周到的母亲为我们冬天准备的藏宝,而屋外墙角下高高的柴垛,是勤劳能干的父亲为我们准备的热源,在每个大雪纷飞、闭户熬冬的日子里,一锅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菜肴,在熊熊燃烧的火塘上,熬出一家暖暖的温情和快乐。在之后的日子里,不管我一个人流浪的行程有多远,多累,每每想起远在鄂西北的大山里、哪个记忆中的村庄时,这一幕幕就如电影画面一般浮现在眼前,仿佛我一伸手,就可以真实地抓住,童年的父母,姐姐和顽皮的自己。泪眼朦胧里,耳畔又响起父母在火塘边又轻又柔地说话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