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革命大串联是自“陕林筹”成立后开始的，最先是有组织地每班选派两个人，到西安主要几个大学看看大字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可以说是真正的“革命串连”。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同学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中，听到了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哪个人不想去亲身经历一下那种幸福的时刻？
最早跑去北京串联的林业专业24班一位同学，幸运地参加了毛主席一次接见红卫兵，归来后“陕林筹”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听取传达。这位同学长得并不帅气而且有点缺陷，常年四季头戴帽子，此时竟被好多人抬着进入会场，一路上不停地高喊：“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我们见到了毛主席！”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完全发自内心，毫无表演做作。其场面之热烈，情绪之激动，当今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连，所需车旅费、生活费全部由国家开支。“陕林筹”直到1966年10月17日，才煞有介事地进行了组织，由每个班选派赴京红卫兵代表，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各班代表均由民主选举产生，首先必须是“红卫兵”。随后不久，大家就都行动了起来，开始了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的“革命大串联”。先是一窝蜂似地朝着首都北京涌去，而后又选择去上海、广州、南京、重庆等地，再后来又发展到去延安、韶山、井岗山、遵义等革命圣地。去时只需带一份学校任何组织开出的介绍信和粮票，坐汽车、火车皆不用掏钱，到了哪里都有接待站，热情接待“毛主席的客人”，免费供应吃、喝，安排住宿。报纸曾报道南方学生到了西安，突然遇到降温，打个条子就借到了黄大衣。
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刚开始似乎没有出外大串联的资格。因为名曰“红卫兵大串联”，我们都不是“红卫兵”。后来这样的限制不那么严格统称为“革命师生”，再说出去后谁又知道你究竟是不是“红卫兵”？于是，我们便夹杂在其他同学中一起出去了。我第一次大串联是在我们班文革小组长解弟良带领下，同去的还有我们班的史登云、贺光明、熊永庆、贾春香等。解弟良特别叮嘱我和贺光明、熊永庆，说谁问你你就说是“红卫兵”，因为贺光明、熊永庆和我一样都属于“黑五类狗崽子”。我们先去了延安，乘火车到达铜川，然后换乘汽车，是那种蒙上帆布棚的大卡车，到延安时已经黑灯瞎火一片。当晚被安排在一个说不上名字的地方住下，第二天像赶贼似地到宝塔山、枣园、中央大礼堂等处参观了一下，杨家岭、凤凰山麓、南泥湾等处还没有顾得上去就转回了西安。解弟良的目的是要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可能当时全国学生都涌向北京，有指示暂时不让去北京，学校的介绍信大概只能开去延安。
我们班的解弟良是个很有点社交能力的，平时什么谎话都能讲，外号“百分之二十”，即讲话的真实率只有20％。就在我们要去北京之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并说毛主席支持步行串连，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来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可是解弟良却不知怎么的就弄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我们紧赶慢赶，到达北京时已是1966年11月27日，前一天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刚刚结束。大家都感到很沮丧，但还抱着信心等待下一次。我们住在民族文化宫后边的太平桥中学，偌大的教室里地上铺着麦草，有一些被子却达不到一人一条。好在生了个大生铁炉子，日夜通红，室内温度还是可以的。吃饭就在太平桥中学，每顿饭都是馒头、面条什么的，以大白菜为主，还有豆腐、粉条和肉，不是很丰盛却能吃得饱。2008年我因事到北京，还专门去了民族文化宫后边，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太平桥中学。
十一月下旬是北京最寒冷的时节到来之时，天气从早到晚都是阴沉沉的，刮着冷嗖嗖的西北风。我们那时候都是穷学生，身上穿的很单薄，寒冷成了最大的威胁。因为是来搞“革命大串联”的，所以除了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外，还先后去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似乎在颐和园门前停留了一下，没有进里边去，还去看了西山红叶，也都是匆匆而过，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剩下的时间就是待在太平桥中学的大教室里，等待毛主席再一次接见。室外气温越来越冷，出去真是受不了，所以哪儿也不想去。同室住宿的有个来自新疆石河子的中学生，穿戴厚实不怕冷，天天出去，回来拿着一个又一个新买的东西，主要是一些玩具，说是北京的东西太便宜了！大家看着买的东西都有五六百元了，不知道那位同学兜里还有多少钱，而我们每个人身上大约只有三两元钱。我们同学史登云的父亲是眉县木材公司经理，家住在我们学校所在地齐镇街道上，好象比较有点钱，也不时买点什么回来。每当有人问史登云买的东西多少钱时，史登云总是赶快把东西藏起来，然后才说：“你咋老是钻钱眼呢！”
我们就这样在太平桥中学待了四五天，仍然没有听到毛主席再要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12月1日又发出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联，12月20日前必须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我们眼见得云里没雨了，便乘车返回西安。那天火车上挤得实腾腾，过道里、洗手池边及厕所里都是人，每排座位的空间也有人蹲着或站着，能挤上车来都算不容易。我一上车就感到想要小便却上不了厕所，下去了又怕再上不来。于是，一泡尿整整憋了24小时，中途到站车窗不敢打开，一打开就有人往进硬钻，直等到了西安下车，才失急慌忙跑向厕所去……
乘坐火车、汽车串联不行了，毛主席提倡步行串联，“陕林筹”又煞有介事地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井冈山长征队”，其中还有党治军等工人参加，于1966年12月4日启程，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后来每个班都有出发的，我们班刘正楷组织了个经汉中到重庆，再到遵义的徒步串联队，我觉得几乎全要翻山越岭没有参加。我和同学熊永庆商量去韶山，家在商县的王丁锁愿意加入，我们三个人便到学校开了份介绍信，每人背条被子，手擎一杆红旗，红旗上印有“秦岭风雷战斗队”几个字，从齐镇往东，一步步真真正正走着出发了。
我们是1967年元月5日前后从学校出发的，每天大约行进50公里左右，第一天晚上住在周至县哑柏镇，第二天晚上住在户县大王镇，第三天早早就到了西安。我们手里有一本全国分省地图，对道路完全陌生，只是向着东南方向走去而已。第四天早上从西安出发，没有沿通往商县的公路行走，选择了从纺织城那儿上塬，经狄寨下塬，再进入秦岭大山，沿着一条山沟直往上走，当晚到达秦岭山顶的牧护关。牧护关像个小寨子，有城墙有门洞，里边一条街，两边是带有木板楼的房子。这里也有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吃过饭后被安排住在一家木板楼上，凛烈的山风把窗户纸刮得咚咚直响，寒气十分逼人，我们连衣服都没有脱，囫囵儿盖着被子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就走，一路小跑着朝山下冲去。主要是因为冷，跑起来会热乎一些。一个多小时后到了商县铁炉子，在那儿的接待站吃了早饭。随后就沿着公路，经麻街，晚上到达商县城。
那时候真叫胆子大，三个十七八岁的小年轻，竟敢穿越崇山峻岭，沿着荒无人烟的山间小道行走。如果沿着西安通往商县的公路，也就是120多公里，碰到个好心的司机，坐上汽车就到了。可是我们都不这样想，既然是徒步串联，就要真真正正地一步步走，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经受艰苦的锻炼。是傻蛋还是真诚？恐怕如今的年轻人永远都想不明白。
王丁锁到了商县后回了家，不愿意再去了，站在他们家所在的公路边上，送别了我和熊永庆。剩下我们两个人倒也自由自在，熊永庆家地主成份，我们家富农。从商县县城到丹凤县城只有七八十里，我们到丹凤城时天色尚早，在街道上买了两个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分别戴在左胳臂上，这样也就没有人知道我们是“黑五类狗崽子”了。从丹凤到商南比较远，大约120多里，走进县城时到处都已亮着电灯，根本没有看清是什么模样。天一明又出发，一路上碰到了几个操着河南口音的学生，也是串联者。中午时分进入河南境内第一个乡镇，叫西坪镇，属于西峡县管辖。
在河南境内最大的感受是粮食短缺，接待站的饭食以红薯为主，有红薯稀饭，还有蒸熟的红薯干，就是没有馒头。不过接待站的人态度非常好，我们亲眼看到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徒步串联的学生，竟躺在一位中年妇女的怀里，妇女在为其捉头发里的虱子。中年妇女为那个学生捉完后又要为我们捉，我和熊永庆都没有好意思躺到她怀里去。弄得那位妇女自己反倒有点不好意思，说：“为革命小将服务就要做到完全彻底。”在西峡县我们看了一下地图，没有朝南往南阳市方向走，也没有往稍偏东的丹江口方向走，而是先向东到内乡县，再朝着东南方向到邓县，再到新野县，看了三国时“火烧新野”故地，从新野再一直朝着东南走。一路上在河南境内经过的街镇和乡村，到处一片萧条，地里光秃秃，遇见的人都用那种恐怖的目光看着我们，像是要抢劫似的。熊永庆说：“赶快离开河南，这里不安全。”我们尽量与人少搭讪，到了县城才去接待站食宿。
进入湖北省境后是枣阳县地界，但是我们没有去枣阳县城，继续朝着东南方向到了一个叫唐县镇的地方。一进湖北境内，情况与河南大不一样，小镇上就有接待站，吃的全是大米饭，菜也不错，还可以连粮票都不用交，我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唐县镇处在武汉通往襄樊的铁路边，我们在接待站吃饭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央通知停止步行串联，要求尽快乘车返回本单位。吃过饭后我们当即去了火车站，看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1967年2月3日发布的《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联问题的通知》，全国停止步行串连，规定返程时尽量就近乘坐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我们当即就在售票窗口办理了到武汉的火车票，回西安经武汉坐京广线再到陇海线火车，属于“尽量就近乘坐火车”。这时想着再用不上被子了，背着又不方便，便把背的被子打成包，通过邮局寄回学校去。怕寄到时我们没有回去无人接收，写了学校会计王宏钧的名字，回到学校后向他讨了回来。还有学生在外边借钱粮，都写的会计王宏钧的名字，后来讨要时都由学校偿还了。
坐火车确实比步行好得多，即使没有座位站着也舒服，差不多半天时间就到达汉口火车站。在武汉我们被安排住在汉口不知是湖北省还是武汉市的粮食学校，吃的比下边接待站更好。时当农历腊月二十八九，我们到武汉两天后就是春节，湖北省委张体学特地要让串连的外地学生过好年，给每个接待站增拨了经费，规定每个学生要吃到多少鱼、多少肉，凭串连介绍信领取餐票。我们介绍信上开的是“3”人，我们在“3”后边加了个“2”，成了“32”人。当时改的时候想着到哪儿发纪念章时可以多领到纪念章，没想到在这儿一下就领了32个人的餐票。其实一张餐票就足够一个人吃了，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我们还去帮了厨，在灶房的案板上看到了像猪那么大的鱼，才知道鱼竟然能长那么大。
在武汉似乎已没有必要去什么学校搞串联，但是长江大桥必须要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我和熊永庆举着写有“秦岭风雷战斗队”的红旗，从桥北一步步走到桥南。在江心桥面上，我们望着滔滔长江心潮澎湃，把手里的红旗使劲地挥舞了一番。而后想着随后再坐火车拿着红旗不方便，便把旗子卸下来，把那根竹竿扔进了江水之中。在桥南，我们登上有黄鹤楼的蛇山，站在栏杆边让揽生意的摄影者各照了一张像，头戴绿军帽，臂戴红袖章，挺胸抬头，很有那么一种自豪。照片后来寄到学校，我俩都偷偷藏起来不敢公示，因为我们冒充了“红卫兵”。
整个步行串联的学生都要坐火车回学校，返程车票十分紧张。我们就在粮食学校等待着，有吃有喝有住的，心里也不着急。闲暇无事上街溜达，看见贴在墙上的一份公告：近日庐山发生流感，请革命师生暂缓来山串联。这才知道革命串联还可以“串联”到庐山这样的风景区去，可惜要回去了去不成。回到粮食学校后与住在一起的福建莆田几个学生闲聊，知道我们是陕西的，说他们原本是要去西安再到延安的，现在去不成了。谈到他们返程的路线，说是坐京广线到长沙要再换乘去南昌的火车，从南昌往福州才有车。火车票紧张，他们先坐轮船到九江，再从九江坐火车到南昌回福建。我们一听动了心机，说我们把返程的车船票一换，要到哪里还能到哪里。他们说你们两个人只能弄到两张到西安的车票，他们人多，只去两个人不行。我们掏出串联介绍信让他们看，说是最多可以办32张火车票。于是皆大欢喜互给方便，我们拿到了去九江的轮船票。到了九江逛完庐山，再去办理返回陕西的火车票，还可去一些地方，合理合法不会被拒绝。
我和熊永庆都是第一次坐轮船，在长江大桥上看见江中驶来驶去的轮船就想去坐，可惜没有机会。如今坐上了像学校教学大楼那样大的轮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不停地上上下下，站在船边依栏而望，两岸山水田地尽收眼底。顺流下行速度较快，轮船飞速前行时时都能感觉到。整整12个小时后抵达九江码头，我们便名正言顺地去接待站报到，当晚就住在九江市。听说九江对岸离“林副主席”家乡不远，我们也想去“瞻仰”一番，最后决定还是先上庐山，随后看情况再说。
因为庐山管理局已发出公告，流感流行要求暂缓来山串联，加之此时只办理返程车票，登庐山坐汽车不再免费。我们俩身上都还有几个钱，那是外出后没有用掉的学校餐券退的，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是不会花这个钱的，因此没有乘坐从九江开往庐山顶的班车。经过打听，知道可以从北麓步行登山，便乘坐公交车到山下，然后一步步爬上山去。时当寒冬季节，山坡上全是皑皑白雪，陡直的山道几乎全由石阶组成，一级级石阶上冰雪覆盖，一步三滑，我俩手里拄着一根竹棍儿，艰难地朝山顶上走去。后来听说庐山北麓的山道称做“好汉坡”，当地人都很少从那儿上山。
上到山顶后便去找了接待站，被安排在庐山大厦住宿吃饭。庐山大厦有五六层，一层最小，往上各层依据山坡向后伸展，五六层房间最多。大厦前是好多级的一层层台阶，下边道路上一根根粗壮的松树挺立，直通到庐山大剧院。据说当年打倒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就是在庐山大剧院召开的，中央委员就住在庐山大厦里。我们奇怪上山时看到山坡上尽是低矮的乔灌木，而到了山顶却是松柏参天，在冰雪中郁郁葱葱，感叹庐山确实是人间仙境。
我们在庐山上与“革命”有关的活动就是参观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址，也就是庐山大剧院，里边挂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横幅会标，解员讲了粉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经过。而后就是游山逛水，参观风景名胜。我们主要是到仙人洞那边看了看，站在“纵览云飞”的大石头上各照了一张像。还去蒋介石、宋美龄下榻的美庐看了看，在写有“美庐”二字的大石头上坐了坐。还想去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打问无人知道没有看得成。
我们在庐山只待了一个整天，为了避免返回九江会被再让乘轮船回到武汉去，便选择由南坡步行下山到德安火车站，想从那儿乘车到南昌，再转至长沙回西安，就可以再多逛两个省会城市。我们一大早出发，经过含鄱口，红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映射在波光粼粼的鄱阳湖上，景色极为壮观。我们完全不知道从南坡下去到德安火车站有多远，以为跟从北坡上山路程差不多，结果走了大半天经打问还远着呢，于是便到沿途的风景区去看了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庐山瀑布，即李白所写《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地方。
我们是沿着一条山沟上去的，沟边有一个小庭院，叫“竹林轩”什么的，记得不十分准确，据说是当年李白隐居的地方。山沟一直通向瀑布所在的山坡，水从香炉峰上流下来，悬崖峭壁，落差很大，此时是冬季，水不大，似一条长带子。与瀑布正对着的是座小山头，原来好象有个亭子，大概被“破四旧”砸了，我们站在小山头上看瀑布，山脚池塘里溅起的水花很高。想着能够来到当年大诗人李白到过和赋诗赞美的地方，不免有一种满足感，不枉到此一行。
天黑时我们还没有到达德安，在庐山温泉的工人疗养院住了下来，当然是由接待站安排的，吃、住免费，还洗了个澡。浴池墙上挂着“请不要超过15分钟”的提示牌，据说水中含有琉磺，时间长了受不了。我脱光下到水里仅几分钟就感到热闷难耐，赶忙跑了出来。第二天一早我们从温泉地出发，中午时分到了德安火车站，名正言顺地乘坐上“返程”的列车去了南昌。
到了南昌原想停留一下，看看“八·一”南昌起义旧址什么的。到火车站的接待站去联系食宿，被告知先办理返程车票，按照候车时间再安排接待。我们不得已去售票窗口办理回西安的火车票，结果当天到长沙的车没有了，有到上海的，售票员说还可以从上海转乘回西安的车。我们大喜过望，去上海当然比去长沙吸引力大，当即拿到了去上海的车票。再到接待站去时，已不用住下来，每人发给几个饼子和鸡蛋，当晚就乘火车去了上海。
上海需要返程的学生特别多，我们到接待站联系后说是三天之后才有到西安的火车，于是便被安排住了下来。具体已不记得住在哪条街道什么单位，好象离南京路不远一座高楼上，每天从海上刮来的风呼呼直响，感到特别冷。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和四处逛荡，我们已经对游览名胜没有多大兴趣，只满足于到过什么地方，大致知道个什么模样就行了。因此，好不容易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没有去太多的地方游逛，只沿着南京路从西往东走了一趟，一分钱的东西都没买。到了外滩，倚着栏杆望了望黄浦江，听说只是浦西繁华，浦东还不像是个城市。回头再望望外滩原来外国人盖的白色楼房，外表很讲究，心想人住在里边，外边搞那么多花样不是白花钱吗？真笨！还去豫园转了一圈，因为“破四旧”，对那些老古董没有什么兴趣，只在街道上走了走，人很多，街道很窄，卖东西的不少，此外再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房子里睡觉，直等拿到车票回西安。
在乘车回西安的途中，我们又在南京下关车站下了车，勉强到雨花台烈士陵园看了看，算是到了南京看了风景，却不知道去看蒋介石的总统府和中山陵，回来后觉得很后悔。从雨花台回来后要坐轮船过长江，然后才又坐上到西安的火车，最后回到眉县齐镇学校。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当年号召“革命大串联”，是想要学生到处去“煽革命的风，点革命的火”。早期的大串联，尤其是北京到各地去的学生，确实起到了那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到后来，大串联已经纯粹变成了免费旅游，学生到大城市很少再去学校搞“革命”，去了也是看看那些知名的高等学府是什么模样，连如今官员“考察”做做样子都没有，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倒是真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这样的好事可能古今中外的学生们，都不可能再摊上了，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对学生跟着他“造反”的一种奖赏。浪费了国家大量的钱财、人力、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