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学校旁，在文革中，所有的游行队伍不管选择走哪条道路，都非得从学校门前通过。所以用一张凳子，站在上面看大路上走过的形形色色的游行队伍，就成了我的童年乐趣之一。
　　
　　当时的游行真是好看，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通常，一支队伍的基本构成是，前面红旗开道，后面锣鼓压阵，中间红旗飘飘，一路口号阵阵。有的时候，游行的人还会撒传单。如果是押坏人游街的队伍，前面就不是红旗开路了，而是被押游街的坏人开路。
　　
　　我们最喜欢看的是押坏人游街的游行队伍。最简单的是坏人在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人的名字和罪名，不过牌子也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最小的牌子只一尺见方，最大的有一米见方，而且是用很重的木板，用铁丝挂在脖子上，脖子被铁丝勒出的血痕清晰可见；复杂一点的头上还戴一个高尖帽子；或将这人双手涂黑，表示这人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黑手”；或将这人头发剃掉半边，表示这人是两面派；还有将一双鞋挂在脖子上的，这人一定是女的，表示她是个“破鞋”；或者让游街的人自己拿个铜锣，走几步，说一遍自己的罪名。被押游街的大都是自己走，但也有的是被两个人从后面押着走的，还有被人在旁边打着走的。除了这些政治性的坏人，还有另一类的坏人，比如赌钱被抓住的，游街时就抗着麻将桌；有投机倒把被抓住的，游街时就将投机倒把的货物挂在身上。
　　
　　一般情况下，这些游行队伍都是步行，但如果是全县集体行动，也会动用汽车。让许多坏分子站在车上，每人后面有两个造反派押着。用汽车不是为了减轻坏分子的疲劳，一来是让大众看得更清楚，二来是游街的范围更大，不只是在城区，还要到四乡去游街。
　　
　　每听到街上传来锣鼓声，我就会兴奋地跑到学校的围墙边，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凳子。观看游行队伍，就当是观看免费的杂耍节目。在我的心目中，被游街的人都是坏人，这些人活该。所以有时也会像街上其他顽童那样，用菜头蒜脑之类的东西往这些人身上扔，以此取乐。一旦击中了，大人不但不管，还会发出叫好声。可是不久以后的一件事却改变了我的看法，而且从此怕去看游街。
　　
　　那天一大早，妈妈就叫我出去玩，不要待在家里。妈妈虽然没有说为什么，我也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所以就听话地出去了，直到傍晚才回家。
　　
　　回到家里，发现四处静悄悄的，爸爸也回来了。爸爸苦着脸，不说话，更看不到生火做饭的迹象。再往里屋看去，一块一米见方的大木牌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XXX必须老实交代！”在妈妈的名字上，用红笔画了一个法院枪毙人犯时才画的大大的红叉。
　　
　　我顿时吓了一跳，妈妈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我定了定神，再仔细看，发现这个大木牌是用架子架在妈妈的床前。妈妈脸朝里和衣躺在床上，床前地下有一堆煤渣，上面有鲜红的血迹。
　　
　　我知道一定是妈妈的病又犯了，妈妈只要受寒或者受气，肺病复发就会吐血。我想大概是白天批斗时，妈妈肺病复发。但显然造反派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人虽然被送回家，批斗还不能结束，所以才会将这块大牌子放在妈妈的床前。他们要妈妈交代什么罪行呢？在我的记忆中，妈妈一直都是教导我们要做个好孩子的呀？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是我进屋的声音惊醒了妈妈，也许妈妈原本就没有睡着。这时妈妈起身说：
　　
　　“你平安回来了，我就放心了。你也不小了，我的事要跟你说一说。我的罪行是旧社会给的，我也没有办法，所以你们要谅解我。我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原因是我在内乡女子师范时加入了基督教，还担当了基督教执事，所以造反派说我是反动会道门，反革命分子。他们要我交代我是通过怎样的方法，逃过了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我都如实向组织上报告了，档案上也有记载，否则造反派不会知道我这些解放前的事。所以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好交代的。明天造反派还要继续审问我，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审问我，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只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妈妈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我愿意在这场革命中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审查和监督。”

　　我此时已经十八岁了，已经明白事情了。这是妈妈第二次遭遇不幸。

　　我不能因此就断定那些被批斗游街的人都是像我妈妈一样的好人，但我在内心是无法将妈妈归到坏人一类的，更不想别人将妈妈与那些被批斗被游街的坏人相提并论，尽管妈妈和他们都事实上已经成了公认的坏人。一想到妈妈也要像那些游街的坏人一样从大街上走过，我就感到不寒而栗。我更加不能想象，一旦街坊指着我的鼻子说：“快看哪，那个挂牌游街的是你妈！”时，我会怎样。从此以后，一听到别人喊“看游街啦！”我就会下意识地想躲进屋去。
　　
　　由于妈妈的被批斗，并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也就由一个普通贫农子女，一下子变成了地主坏分子的子女。我也因此成了同学们嘲笑和消遣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