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差不多每年都有大事发生。

国外：恐怖组织红色族成立、美国32万人反对越战大示威、水门事件、越南战争、金大中受审、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海盗一号在火星软着陆、世界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苏联入侵阿富汗等；国内：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中国重返联合国、中日建交、每秒运算100万次的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批林批孔”、回收人造卫星、 粉碎“四人帮”、唐山大地震、恢复高考、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美建交等。

1977年中国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恢复“高考”了。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制度。虽然报考条件包括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定为革命学习等，虽然恢复高考对于知青来说，是八月十五过端阳——迟了……

但不管怎么说，“高考”制度终于恢复了。

恢复高考，振奋人心。震动最大的当属在农村上山下乡的广大知青，特别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知青。他们由于重新看到了希望，振奋不已，甚至喜极而泣。可是，振奋之余，很多人更多的是陷入彷徨与纠结之中，尤其是人数最多的69届毕业下乡知青。

说到“知青”，69届的知青地位最“尴尬”。他们上不沾“老三届”（66年、67年、68年毕业的初高中生），下不靠“新三届”（70、71、72年毕业的初高中生）；他们不像老三届、新三届有初中高中生，而是清一色初中生；他们也不像老三届、新三届有部分继续上学的，而是“一片红”（全部上山下乡）；他们不但文化程度最低，而且去农村的人数最多；他们不但在农村的时间最长，而且上山下乡时的平均年龄最小。所以，有必要说说“69届”知青。

五十年代初，是新中国诞生、改朝换代的时期，中国大地翻天覆地，劳动人民当了主人，对新生活激发出极大热情。与此同时，迎来了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客观上造成了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孩子们，必然经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1953年出生的，也就是69届初中毕业生。

“69届”在中国教育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特殊群体。

一、“届”和“年”的异位

按69届的正常定位，应是指1966年小学毕业，当年升入中学，学习3年后1969年初中毕业的学生。而69届实际情况是：1966年小学毕业后在社会上“荡”到1967年才按“就近入学”原则进入中学，由于入学晚了半年，在校等待“分配”时间长达半年，造成“届”和“年”严重错位，实际的届（年）应为70届（年）。

二、“学”和“业”的异位

1966年5月7日，“五.七”指示，其中对学生的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6年小学毕业、1969年中学毕业的“69届”，适逢按最新最高指示指导“学业”：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实际上是“以玩为主，兼学别样”。69届在整个中学期间，除了“小红书”，没有发过一本书，没有摸过一本课本，更枉伦数理化。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一样不少，最大的“本事”是对“小红书”的学习“囫囵吞枣”“倒背如流”。学制缩短了，校长靠边了。无所学，也无所业，正宗小学毕业，初中却连肄业也算不上。十年运动结束后，各地方由所在系统对十年运动期间“毕业”的学生统一进行了文化补习和考试，取得“初中毕业”证书，距离69届上次“毕业”时间过去整整10年。更离奇的是，一些“工农兵大学生”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回头再补习取得高中毕业文凭。教学史上有“倒背如流”的学生，“倒挂学历”算是时代独创。

三、“识”和“知”的异位

69届进中学适逢“五.七”最高指示发表，“毕业”前夕又正逢“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最新指示。最新最高指示从头至尾主宰了69届的命运。

按最高最新指示执行，69届并不能算初中毕业，更不够冠之“知识青年”的头衔，但是，生逢其时，“城里人”把69届统统送到农村去了，而且是“一片红”，即“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了最高指示，该送的送了，达不到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送，敲锣打鼓动员上山下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谓壮举。从此历史留下了“69届一片红”桓古之奇；69届也顶着“知识青年”的桂冠，开始了自己的人生，痛苦着“知识青年”的痛苦，“幸福”着“知识青年”的“幸福”。

“知识青年”这个词，按字面的解释应是：接受过正规教育，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其实，同为“知识青年”，从知识受面上讲，“老三届”是不屑与69届为伍的。因为知识太贫乏，诸如“老狼（娘）：我上吊（调）了”之类的笑话，应该不会出自老三届。

四、“教”和“育”的异位

相较而言，“老三届”更有思想。《知青之歌》作者、南京68届高中知青任毅曾经在插队的草房旁贴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下联：“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绝妙的是，上下联的这二段话均出自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场合说过的话。

城市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被教育者的“再教育”，究竟意义何在？！

五、“返”和“退”的异位

1979年，69届上山下乡进入了第9个年头，国家处于“拨乱反正”时期，大批下放的老干部返城，地处云贵高原的云南知青首先掀起了知青“返城”之风。

这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说“来有踪去无影”，用云南话叫“公鸡窝屎头节硬”，只留下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匆匆划上句号。

虽然，知青返城与老干部返城，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但是，知青“返城”与老干部“返城”，并不是一回事。老干部“返城”是平反、昭雪，拿着调令正大光明返回原城市原单位重新安排工作；而知青“返城”是“有条件要返、无条件也要返”，拿着自己开的“病退”证明，着急忙慌的“退”回去的。《孽债》中知青们在场部门前抢盖图章的画面，真实地反映了知青当时的状态。

“返”和“退”一字之差，命运和结果大相径庭。

回城的知青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因为无技能，只能在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屈就”，因为住房紧张，只能在小阁楼中“窝居”。这一部分知青多少年后才慢慢地融入这既熟悉而又形同陌路的大都市。

如果十年运动早一天结束，如果知青早一天返城，如果知青返城后能回原校进行“文化补课”，绝大多数69届知青的命运将会极大改观。但是，现实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六、“工”和“农”的异位

1985年，劳动人事部下发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凡在“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

从此后彻底解决了插队知青在工龄上的后顾之忧。

这一条政策对原兵团农场垦殖场的知青无影响，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拿国家工资，工龄顺理成章。差别只有兵团战士或农场职工的身份之争。

这一政策出台，体现了对（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知青的照顾，同时也开创了“农民”工龄的先河。后来干部任命公示中，有的1953年出生的干部（相当于69届），参加工作时间为1969年，更早的为1968年。15岁参加工作，相当于“红小鬼”，也算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滑稽产物。

所以，69届多难多异多棱多面，一言难尽。

由于年纪轻，他们无知懵懂；由于文化少，他们思想夹生；由于社会乱，他们三观混沌。特殊的阅历，导致他们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在二五眼上。比上不足，在知识积累、人生阅历、生存能力等方面，与“老三届”相形见绌；比下不如，在历史环境、人生际遇、生命运气等方面，又比“新三届”命途多舛。本来就没有学到什么文化，下乡又荒废了六七年，参加高考吧，基础太差，没有信心；不参加高考吧，放弃改变命运的最快捷的出路，心又不甘。所以，纠结，彷徨。

知青们是这样，母猪山生产队的“回乡青年”也是这样。他们虽然名义上是高中生，实际上离高中水平还差一大截。尤其是偏科问题严重，有人喜欢语文，有人喜欢历史，没有综合发展的概念。很多人不要说英语一窍不通，有的就连化学的基本配平方程式都搞不懂。更有甚者，有的甚至全国有几个省都答不出来。这绝不是胡说，因为第一次高考后，李俊居然把中国首都填错了，多余人的数学居然只得了8分，喜鹊的理化居然也只得了12分。

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没有选择就没有烦恼。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选择越多烦恼越多。兴奋、彷徨、茫然、无助，交织在一起，加上文化贫乏，生活枯燥，青年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茫然，好像来到了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就像孟定的天气，一会晴一会阴。一句话，惶惶不可终日。

好事多磨。

就在这关键时刻，《人民文学》刊登出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宛如晴空霹雳，如雷贯耳，霎那间整个农场的人都在传阅报告文学，议论陈景润。对于农场年轻人来说，《哥德巴赫猜想》带来的震撼不亚于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算得上是第二部《第二次握手》。可以这样说，《哥德巴赫猜想》的横空出世，恰逢其时，恰到好处，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关键作品”，或早或晚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说它醍醐灌顶，几乎彻底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不为过。如果说，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是点燃了青年们爱情生活的烛光，那么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是竖起了青年们奋斗前进的灯塔；如果说，《第二次握手》是星星之火，那么《哥德巴赫猜想》就是燎原烈焰。几十年后，不少知青、回乡青年们都还珍藏着这部极其珍贵的作品。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重温一下这篇一万六千字、震撼人心的报告文学。如果没有时间，不妨看看下面精简版：

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

……

有一次，老师给这些高中生讲了数论之中一道著名的难题。他说，当初，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建设彼得堡，聘请了一大批欧洲的大科学家。其中，有瑞士大数学家欧拉(他的著作共有八百余种)；还有德国的一位中学教师，名叫哥德巴赫，也是数学家。

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是这需要给予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他自己却不能够证明它，就写信请教那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来帮忙作出证明。一直到死，欧拉也不能证明它。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两百多年来，多少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都没有成功。

说到这里，教室里成了开了锅的水。那些像初放的花朵一样的青年学生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了。

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

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同学们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

要懂得哥德巴赫猜想是怎么一回事？只需把早先在小学三年级里就学到过的数学再来温习一下。那些12345，个十百千万的数字，叫做正整数。那些可以被2整除的数，叫做偶数。剩下的那些数，叫做奇数。还有一种数，如2，3，5，7，11，13等等，只能被1和它本数，而不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叫做素数。除了1和它本数以外，还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这种数如4，6，8，9，10，12等等就叫做合数。一个整数，如能被一个素数所整除，这个素数就叫做这个整数的素因子。如6，就有2和3两个素因子。如30，就有2，3和5三个素因子。好了，这暂时也就够用了。

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写信给欧拉时，提出了：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是二个素数之和。例如，6＝3＋3。又如，24＝11＋13等等。有人对一个一个的偶数都进行了这样的验算，一直验算到了三亿三千万之数，都表明这是对的。但是更大的数目，更大更大的数目呢？猜想起来也该是对的。猜想应当证明。要证明它却很难很难。

整个十八世纪没有人能证明它。

整个十九世纪也没有能证明它。

到了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问题才开始有了点儿进展。

很早以前，人们就想证明，每一个大偶数是二个“素因子不太多的”数之和。他们想这样子来设置包围圈，想由此来逐步、逐步证明哥德巴赫这个命题一个素数加一个素数(1＋1)是正确的。

一九二○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筛法(这是研究数论的一种方法)证明了：每一个大偶数是二个“素因子都不超九个的”数之和。布朗证明了：九个素因子之积加九个素因子之积，(9＋9)，是正确的。这是用了筛法取得的成果。但这样的包围圈还很大，要逐步缩小之。果然，包围圈逐步地缩小了。

一九二四年，数学家拉德马哈尔证明了(7＋7)；一九三二年，数学家爱斯斯尔曼证明了(6＋6)；一九三八年，数学家布赫斯塔勃证明了(5＋5)；一九四○年，他又证明了(4＋4)。一九五六年，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一九五八年，我国数学家王元又证明了(2＋3)。包围圈越来越小，越接近于(1＋1)了。但是，以上所有证明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其中的二个数没有一个是可以肯定为素数的。

早在一九四八年，匈牙利数学家兰恩易另外设置了一个包围圈。开辟了另一战场，想来证明：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都不超过六个的”数之和。他果然证明了(1＋6)。

但是，以后又是十年没有进展。

一九六二年，我国数学家、山东大学讲师潘承洞证明了(1＋5)，前进了一步；同年，王元、潘承洞又证明了(1＋4)。一九六五年，布赫斯塔勃、维诺格拉多夫和数学家庞皮艾黎都证明了(1＋3)。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颗璀璨的讯号弹升上了数学的天空，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宣布他已经证明了(1＋2)。

自从陈景润被选调到数学研究所以来，他的才智的蓓蕾一朵朵地烂熳开放了。在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三维除数问题等等之上，他都改进了中外数学家的结果。单是这一些成果，他那贡献就已经很大了。但当他已具备了充分依据，他就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来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了。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思考，探测精蕴，进行了大量的运算。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他发呆了。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统通奉献给这道难题的解题上了，他为此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的两眼深深凹陷了。他的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头炎严重，他咳嗽不停。腹胀、腹痛，难以忍受。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字和符号。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陡峭的巉岩升登，降下又升登！善意的误会飞入了他的眼帘。无知的嘲讽钻进了他的耳道。他不屑一顾；他未予理睬。他没有时间来分辩；他宁可含垢忍辱。餐霜饮雪，走上去一步就是一步！

他气喘不已；汗如雨下。时常感到他支持不下去了。但他还是攀登。用四肢，用指爪。真是艰苦卓绝！多少次上去了摔下来。就是铁鞋，也早该踏破了。人们嘲笑他穿的鞋是破了的：硬是通风透气不会得脚气病的一双鞋子。不知多少次发生了可怕的滑坠！几乎粉身碎骨。他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焊上去，作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属梯子。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一次，前进一步。失败是成功之母；功由失败堆垒而成。他越过了雪线，到达雪峰和现代冰川，更感缺氧的严重了。多少次坚冰封山，多少次雪崩掩埋！他就像那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登山运动员，爬呵，爬呵，爬呵！而恶毒的诽谤，恶意的污蔑像变天的乌云和九级狂风。然而热情的支持为他拨开云雾；爱护的阳光又温暖了他。他向着目标，不屈不挠；继续前进，继续攀登。战胜了第一台阶的难以登上的峻峭；出现在难上加难的第二台阶绝壁之前。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一张又一张的运算稿纸，像漫天大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数字、符号、引理、公式、逻辑、推理，积在楼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为膝下群山，雪莲万千。他终于登上了攀登顶峰的必由之路，登上了(1＋2)的台阶。 他证明了这个命题，写出了厚达二百多页的长篇论文。

闵嗣鹤老师给他细心地阅读了论文原稿。检查了又检查，核对了又核对。肯定了，他的证明是正确的，靠得住的。他给陈景润说，去年人家证明(1＋3)是用了大型的，高速的电子计算机。而你证明(1＋2)却完全靠你自己运算。难怪论文写得长了。太长了，建议他加以简化。

本文第一段最后一句说到的“文献〔10〕”就是这时他以简报形式，在《科学通报》上宣布的，但只提到了结果，尚未公布他的证明。他当时正修改他的长篇论文。就是在这个当口，突然陈景润被卷入了政治革命的万丈波澜。

……

台风的中心是安静的。

过了一段时间，不知是多少天多少月？“专政队”的生活反倒平静无事了。而旋卷在台风里面的人却焦灼着、奔忙着、谋划着、叫嚷着、战斗着，不吃不睡，狂热地保护自己的派性，疯狂地攻击对方的派性。他们忙着打派仗，竟没有时间来顾及他们的那些“专政”对象了。这时有一个老红军，主动出来担当了看守他们的任务。实际是一个热情的支持者，他保护了科学家们，还允许他们偷偷地看书。

待到工人宣传队进驻科学院各所以后，陈景润被释放了，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住了。不但可以读书，也可以运算了。但是总有一些人不肯放过了他。每天，他们来敲敲门，来查查户口，弄得他心惊肉跳，不得安身。有一次，带来了克丝钳子；存心不让他看书，把他房间里的电灯铰了下来，拿走了。还不够，把开关拉线也剪断了。

于是黑暗降临他的心房。

但是他还得在黑暗中活下去呵，他买了一只煤油灯。又深怕煤油灯光外露，就在窗子上糊了报纸。他挣扎着生活，简直不成样子。对搞工作的，扣他们工资；搞打砸抢的，反而有补贴。过了这样久心惊肉跳的生活，动辄得咎，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了。工作不能做，书又不敢读。工宣队来问：为什么要搞1＋1＝2以及1＋2＝3呢？他哭笑不得，张皇失措了。

他语无伦次，不知道怎样对师傅们解说才能解释清楚。工人同志觉得这个人奇怪。但是他还是给他们解释清楚了。这(1＋1)(1＋2)只是一个通俗化的说法，并不是日常所说的1＋1和1＋2。好像我们说一个人是纸老虎，并不就是老虎了。

弄清楚了之后，工人师傅也生气地说：那些人为什么要胡说？

他们也热情支持他，并保护他了。

“九一三”事件之后，大野心家已经演完了他的角色，下场遗臭万年去了。陈景润听到这个传达之后，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时，情况渐渐地好转。可是他却越加成了惊弓之鸟。

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他无所适从。唯一的心灵安慰从来就是数学。他只好到数论的大高原上去隐居起来。现在也允许他这样做，继续向数学求爱了。图书馆的研究员出身的管理员也是他的热情支持者。事实证明，热情的支持者，人数众多。他们对他好，保护他。他被藏在一个小书库的深深的角落里看书。由于这些研究员的坚持，数学研究所继续订购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这样几年，也没有中断过；这是有功劳的。他阅读，他演算，他思考。情绪逐步地振作起来。但是健康状况却越加严重了。他从不说；他也不顾。他又投身于工作。白天在图书馆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底下，他又在攀登，攀登，攀登了，他要找寻一条一步也不错的最近的登山之途，又是最好走的路程。

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关心着科学院的工作，腾出手来排除帮派的干扰。半个月之前，有一位周大姐被任命为数学研究所的政治部主任。由解析数论、化数数论等学科组成的五学科室恢复了上下班的制度。还任命了支部书记，是个工农出身的基层老干部，当过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的政治干事。

到职以后，书记就到处找陈景润。周大姐已经把她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但他找不到陈景润。他不在办公室里，办公室里还没有他的办公桌。他已经被人忘记掉了。可是他们会了面，会面在图书馆小书库的一个安静的角上。

刚过国庆，十月的阳光普照。书记还只穿一件衬衣，衰弱的陈景润已经穿上棉袄。

“李书记，谢谢你，”陈景润说，他见人就谢。“很高兴，”

他说了一连串的很高兴。他一见面就感到李书记可亲。“很高兴，李书记，我很高兴，李书记，很高兴。”

李书记问他，“下班以后，下午五点半好不好？我到你屋去看看你。”

陈景润想了一想就答应了，“好，那好，那我下午就在楼门口等你，要不你会找不到的。”

“不，你不要等我，”李书记说。“怎么会找不到呢？找得到的。完全用不到等的。”

但是陈景润固执地说，“我要等你，我在宿舍大楼门口等你。不然你找不到。你找不到我就不好了。”

果然下午他是在宿舍大楼门口等着的。他把李书记等到了，带着他上了三楼，请进了一个小房间。小小房间，只有六平方米大小。这房间还缺了一只角。原来下面二楼是个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三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房间是刀把形的。显然它的主人刚刚打扫过清理过这间房了。但还是不太整洁。窗子三槅，糊了报纸，糊得很严实。尽管秋天的阳光非常明丽，屋内光线暗淡得很。纱窗之上，是羊尾巴似的卷起来的窗纱。窗上缠着绳子，关不严。虫子可以飞出飞进。李书记没有想到他住处这样不好。他坐到床上，说：“你床上还挺干净！”

“新买了床单。刚买来的床单，”陈景润说。“你要来看看我。我特地去买了床单，”指着光亮雪白的兰格子花纹的床单。

“谢谢你，李书记，我很高兴，很久很久了，没有人来看望……

看望过我了。”他说，声音颤抖起来。这里面带着泪音。霎时间李书记感到他被这声音震撼起来。满腔怒火燃烧。这个党的工作者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不象话；太不象话了！这房间里还没有桌子。六平方米的小屋，竟然空如旷野。一捆捆的稿纸从屋角两只麻袋中探头探脑地露出脸来。只有四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两只暖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怎么还有一只煤油灯？他发现了，原来房间里没有电灯。“怎么？”他问，“没有电灯？”

“不要灯，”他回答，“要灯不好。要灯麻烦。这栋大楼里，用电炉的人家很多。电线负荷太重，常常要检查线路，一家家的都要查到。但是他们从来不查我。我没有灯，也没有电线。要灯不好，要灯添麻烦了，”说着他凄然一笑。

“可是你要做工作。没有灯，你怎么做工作？说是你工作得很好。”

“哪里哪里。我就在煤油灯下工作；那，一样工作。”

“桌子呢？你怎么没有桌子？”

陈景润随手把新床单连同褥子一起翻了起来，露出了床板，指着说，“这不是？这样也就可以工作了。”

李书记皱起了眉头，咬牙切齿了。他心中想着：“唔，竟有这样的事！在中关村，在科学院呢。糟蹋人呵，糟蹋科学！

被糟蹋成了这个状态。”一边这样想，一边又指着羊尾巴似的窗纱问道，“你不用蚊帐？不怕蚊虫咬？”

“晚上不开灯，蚊子不会进来。夏天我尽量不在房间里耽着。现在蚊子少了。”

“给你灯，”李书记加重了语气说，“接上线，再给你桌子，书架，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要不要，那不好，我不要，不……不……”

李书记回到机关。他找到了比他自己早到了才一个星期的办公室老张主任。主任听他说话后，认为这一切不可能，“瞎说！怎么会没有灯呢？”李书记给他描绘了小房间的寂寞风光。那些身上长刺头上长角的人把科学院搅得这样！立刻找来了电工。电工马上去装灯。灯装上了，开关线也接上了，一拉，灯亮了。陈景润已经俯伏在一张桌子之上，写起来了。

光明回到陈景润的心房。

……

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这些数学的公式也是一种世界语言。学会这种语言就懂得它了。这里面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自然辩证法。它是在探索太阳系、银河系、河外系和宇宙的秘密，原子、电子、粒子、层子的奥妙中产生的。但是能升登到这样高深的数学领域去的人，一般地说，并不很多。

且让我们这样稍稍窥视一下彼岸彼土。那里似有美丽多姿的白鹤在飞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它踯躅徘徊，一飞千里。还有乐园鸟飞翔，有鸾凤和鸣，姣妙、娟丽，变态无穷。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

闵嗣鹤老师却能够品味它，欣赏它，观察它的崇高瑰丽。

他当时说过，“陈景润的工作，最近好极了。他已经把哥德巴赫猜想的那篇论文写出来了。我已经看到了，写得极好。”

“你的论文写出了，”一位军代表问陈景润，“为什么不拿出来？”陈景润回答他：“正做正做，没有做完。”军代表说，“希望你早日完成。”

室里的领导老田对李书记说，“可以动员动员他，让他拿出来。但也不急。他不拿出来，自然有他的道理的。”

李书记问了问他，陈景润说，“有人还在骂我，说我不交论文是因为现在没有稿费了。说是恢复了稿费我就会交了。”

李书记追了他一句，“谁这样说你？”他回答，“你不要问了。

谢谢你，你可别去问呵！问了我更麻烦了。没有稿费，谢天谢地。我不要稿费。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它。那个稿子我还在做。我确实没有做完。”

……

“我确实还没有做完。我的论文是做完了，又是没有做完的。自从我到数学研究所以来，在严师、名家和组织的培养、教育、熏陶下，我是一个劲儿钻研。怎么还能干别的事？不这样怎么对得起党？在世界数学的数论方面三十多道难题中，我攻了了六七道难题，推进了它们的解决。这是我的必不可少的锻炼和必不可少的准备。然后我才能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为此，我已经耗尽了我的心血。

“一九六五年，我初步达到了(1＋2)。但是我的解答太复杂了，写了两百多页的稿子。数学论文的要求是(一)正确性，(二)简洁性。譬如从北京城里走到颐和园那样，可有许多条路，要选择一条最准确无错误，又最短最好的道路。我那个长篇论文是没有错误，但走了远路，绕了点儿道，长达两百多页，也还没有发表。国外没有承认它，也没有否认它，因为它没有发表。从那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七年。

“这个事是比较困难的，也是难于被人理解的。从学习外语来说，我是在中学里就学了英语，在大学里学的俄语；在所里又自学了德语和法语。我勉强可以阅读而且写写了。又自学了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到了勉强可以阅读外国资料和文献的程度。因而在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成就时，可以从原文阅读，用不到等人翻译出来了再读。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我必须检阅外国资料的尽可能的全部总和，消化前人智慧的尽可能不缺的全部的果实。而后我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解答(1＋2)这样的命题。

“我的成果又必须表现在这样的一篇论文中，虽然是专业性质的论文，文字是比较简单的；尽管是相对地严密的，又必须是绝对地精确的。若干地方就是属于哲学领域的了。所以我考虑了又考虑，计算了又计算，核对了又核对，改了又改，改个没完。我不记得我究竟改了多少遍？科学的态度应当是最严格的，必须是最严格的。

“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啦！唯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

……

一九七三年二月，春节来临。

早一天，数学研究所的周大姐说，佳节前后，要特别关心一下病号。她说：“那些老八路的作风，那些过去部队里形成的作风，我们千万不能丢掉了。尤其像陈景润那样的同志，要关心他，他很顽强。他病得起不来了，但又没有起不来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挣扎起来，他坚持工作。他为什么？他为谁？为他自己吗？为他自己，早就不干了。不是，他是为人民，为党工作。我们要去慰问他。也要慰问单位里所有的病人。”

其实，外表看来魁梧，说话声音洪亮的周大姐自己也是一个力疾从公，患有心脏病，应当受到慰问的人。

大年初一早晨，周大姐和几个书记，包括李书记，一行数人，把头天买好了的苹果、梨子装进一些塑料网线袋子。若干袋子大家分头提了，然后举步出发，慰问病人。他们先到陈景润那里。他住得最近。

陈景润正从楼梯上走下来。大家招呼他。他很惊讶，来了这许多的领导同志。周大姐说，“过春节，我们看你来了，你的病好点了吧。”李书记也说，“新年好，给你贺新年。”陈景润说，“噢，今天是新年了呵？我很高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新年好，你们好。”李书记说，“到你屋里去坐坐吧。”

“不，不行，”陈景润说，“你没有先给我打招呼，不能进去。”

周大姐沉吟了一下，说“好吧，我们就不去了。李书记，你给他送水果上楼吧。我们还上别家去，你回头再赶上我们好了。”李书记说，“好。”周大姐和陈景润握手，并祝他早日恢复健康，然后转过身走了。李书记把水果袋递给陈景润说：“春节了。这是组织上送给你的。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多给党做点工作。”“不要水果，不要水果，”陈景润推却了，“我很好，我没有病，没有什么……这点点病，呃……呃，谢谢你，我很高兴。”说着说着他收下了水果。李书记说，“上你屋聊聊？”他又张手拦住，“不，不要进屋了，你没有给我打招呼。”

李书记说，“那好，我不上去了。你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我也得去追上他们，到别家去看望看望。”于是握手作别，他返身走。刚走两步，后面又叫，“李书记，李书记！”陈景润又追过来，把水果袋子给了李书记，并说，“给你家的小孩吃吧。我吃不了这多。我是不吃水果的。”李书记说，“这是组织上给你的，不过表示表示，一点点的心意罢了。要你好好保养身体，可以更好地工作。你收下吧，吃不下，你慢慢的吃吧。”

他默然收下了。他噙着泪送李书记到大楼门口。李书记扬手走了，赶上了周大姐他们的行列。陈景润望着李书记的背影，凝望着周大姐一行人的背影模糊地消失在中关村路林荫道旁的切面铺子后面了。突然间，他激动万分。他回上楼，见人就讲，并且没有人他也讲。“从来所领导没有把我当作病号对待，这是头一次；从来没有人带了东西来看望我的病，这是头一次。”他举起了塑料袋，端详它，说，“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

他飞快地进了小屋。一下子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了。

他没有再出来。直到春节过去了。头一天上班，陈景润把一叠手稿交给了李书记，说：“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

……

早在他的论文发表时，西方记者迅即获悉，电讯传遍全球。国际上的反响非常强烈。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西德数学家李希特的著作《筛法》正在印刷所校印。他们见到了陈景润的论文立即要求暂不付印，并在这部书里加添了一章，第十一章：“陈氏定理”。他们誉之为筛法的“光辉的顶点”。在国外的数学出版物上，诸如“杰出的成就”、“辉煌的定理”，等等，不胜枚举。一个英国数学家给他的信里还说，“你移动了群山！”

真是愚公一般的精神呵！或问：这个陈氏定理有什么用处呢？它在哪些范围内有用呢？

大凡科学成就有这样两种：一种是经济价值明显，可以用多少万，多少亿人民币来精确地计算出价值来的，叫做“有价之宝”；另一种成就是在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宇宙天体、基本粒子、经济建设、国防科研、自然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等等等之中有这种那种作用，其经济价值无从估计，无法估计，没有数字可能计算的，叫做“无价之宝”，例如，这个陈氏定理就是。

现在，离开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这是最难的一步。

且看明珠归于谁之手吧！

……

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得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于世界之外。他相当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纯数学毕竟是非常现实的材料的反映。“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恩格斯)陈景润通过数学的道路，认识了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他在诚实的数学探索中，逐步地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没有一定的世界观转变，没有科学院这样的集体和党的关怀，他不可能对哥德巴赫猜想作出这辉煌贡献。被冷酷地逐出世界的人，被热烈的生命召唤了回来。帮派体系打击迫害，更显出党的恩惠温暖。冲击对于他好像是坏事；也是好事，他得到了锻炼而成长了。病人恢复了健康。畸零人成了正常人。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多余的人，为国增了光。他进步显著，他坚定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的威胁与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地威胁他诬陷邓副主席，他不屈！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人妖效忠，他不动！真正不简单！数学家的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今后，可以信得过，他不会放松了自己世界观的继续改造。

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1977年9月于中关村

陈景润。陈景润。四处都在议论陈景润。

陈景润的故事让青年们兴奋不已，坐立不安，像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萎靡不振的血液被搅动，血管扩张，活力四射，以往苍白乏味的生活忽然变得充实有趣了。很多人开始认真思考人生、未来，并化“兴奋”为动力，开始珍惜时间、生命，劳作之余，悄悄拾取荒废多年的书本……

好事成双。1977年秋，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制度，并决定当年就招生。

因为时间的原因，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季，而是冬季。冬季高考，不仅是建国后绝无仅有的一次，而且还创造了多个“绝无仅有”。

这一切，要从1977年8月4日这一天说起。

这一天，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学者们尖锐批评了现行招生制度，建议对现行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高考制度，并提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十六字方针。邓小平挥笔把“单位同意”四个字去掉，询问教育部领导：如果今年恢复高考，时间来得及吗？得到肯定答复后，邓小平拍板：“时不我待，既然今年还来得及，那就今年恢复高考。”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自此，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重新恢复。一个“考”字，犹如一声号令，荡涤了“读书无用论”的污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也成为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第一声春雷。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给无数青年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尤其是让那些上山下乡和回乡青年看到改变生活命运的希望。他们中，有十几年前就告别学校的“老三届”，也有刚毕业的高中生，年纪小的只有十六七，年纪大的已过而立之年。他们中有兄弟、夫妻、师生、师徒、朋友、同事，所有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唯心的说，1977年恢复高考或许是天意，因为这一年的端午节与夏至是同一天，这样的年份差不多是百年一遇。古人认为，端午与夏至是同一天的年份是最好的年份，一定会有大事好事发生，所以有“端午逢夏至，百年龙花会”一说。

不仅如此，1977年高考，还创造了多个“绝无仅有”：

录取率绝无仅有：高考的录取率，仅为4.75%；

两级新生同年入学绝无仅有：七七级是78年2月入学，七八级是78年8月入学，“两级”相差6个月；

两届学生同年毕业绝无仅有：七七级是82年2月毕业，七八级是82年7月毕业，“两届”相差仅5个月；

考生身份绝无仅有：77年毕业的高中生，很多是参加工作几个月后才走进考场的，他们既是“应届生”，又是“现役工人”，比如母猪山生产队的回乡青年；

学生身份绝无仅有：七七级大学生中，有学生、有知情、有工人、有农民、有干部、有教师，还有兄妹同学、夫妻同学甚至师生同学。

第一年高考，虽然孟定农场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不少，但录取的却不多，录取率大概是1%；虽然刘星的数学、刘踅孀的政治、老夫子的史地、月儿的英语、小芳的理化都考出了50分以上的“高分”，但由于综合素质太差，加上都严重偏科，总分都没有上线，一个都没有被录取。

他们没有被录取，倒是不算意外。意外的是，平时貌似最聪明最有学识的马儿、蔡儿也没有被录取。更意外的是，平时貌似最憨最日浓的国平、眼镜、小耳朵却被录取了。

录取就录取吧，三个学校分别录取，哪怕一天录取一个，让人们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可是，偏偏不。不知道是因为邮件积压的原因，还是因为巧合，三个人是在同一天收到不同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下可不得了，生产队当天就“炸锅”了。全国570万人报考，仅录取27万人，录取率还不到5%。没想到，云南边疆傣寨小镇的一个橡胶农场生产队居然录取三人，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母猪山生产队”。

母猪山生产队什么时候成了“生产”大学生的生产队？

母猪山生产队又出名了。不但在分场，就是整个农场、临沧地区乃至云南也绝对算得上是“爆炸性”新闻了。

出名就出名吧，母猪山生产队早已名声在外。只不过，这一次是第一次以“正能量”出名，更具有“爆炸性”。

爆炸就爆炸吧，好歹是喜事。可是，没想到更大的“爆炸性”新闻还在后头。而且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炸得响。如果都是喜事也就罢了，心脏不好最多吃点降压药。可是，后面的第三个、第四个“爆炸性”新闻，简直是晴天霹雳，震耳欲聋，吃什么药都不管用。

就在第一个“爆炸性”新闻仅仅几天，接着第二个“爆炸性”新闻：省报实名刊登了周国平的高考作文《青松赞》。

青松赞

周国平（孟定农场知青）

夜渐渐深了。

狂风驱赶着乌云，发出呜呜的叫声，卷起黄沙和尘土，向着大地狠狠扑来。树木弯着腰，唯有那棵高大的青松迎风挺立，纹丝不动，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带着劳动后特有的松驰和疲倦，陆续进入了梦乡。

我习惯地铺开日记本，思索着一天的收获，好不开心。

“哗!”一道雪亮的电光夹着震耳的轰雷，打断了我的思路，雨点敲打房顶的声音响成一片，不知什么时候暴风雨已经来临了。

“咚……”响起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惊异地打开门，一个水淋淋的人闯进我的屋里，原来是生产队长。“下大雨羊圈可能要出事，赶快跟我去看看。”我感到事情严重，抓起手电跟着队长冲进雨幕中。天，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狂风呼啸着，仿佛要把人刮到天上去。我借着微弱的手电光困难地摸索着，向着羊圈方向一步一步移动，几次差点没有摔倒。关着几十头羊的羊圈建在小河边，河水把堤坝冲开一条缺口，正凶猛地灌进羊圈里。等我们赶到，水已经淹到石砌墙基了，情况紧急。我们搬起一块块石头，拼命去堵那缺口。雨水太急，缺口无论如何堵不住。时间一分分地过去，危险一分分地增加，我心急如焚，怎么办?只听见队长叫：“快拖几捆包谷杆来。”他奋不顾身地纵身跳入齐胸深的激流中。我一时呆了，这么大的水，这么冷的天，队长五十多岁年纪了，腿上还残留着战争年代的枪伤，每逢天阴下雨，病痛总是折磨着他那瘦弱的身体，他受得了吗?我急得大喊大叫：“你受不了的！赶快起来！”一个声音盖过风雨声：“不要管我，羊圈要紧，快去！”“哗’一道闪电把天际照得透亮，我看见了卷着旋涡的激流，看见了从队长的身体与缺口的夹缝中冲出的汹涌的水柱，更看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的坚毅面孔以及向着我的忿怒的责备的表情。顿时，我被一股巨大的激情冲击着，沸腾的血液在全身奔跃着，我全身的力量好像一下子增添了许多倍。我拖着几捆包谷杆好像拖着没有份量的干稻草，一次又一次地奔跑着。终于，桀骜不驯的河水失去了威风，水柱渐渐小了，缺口好不容易堵住了。河水咆哮着，不甘心地按照我们的意志顺着河边吼叫着奔去。我们仔细察看了羊圈，好险！水已经淹满了石脚墙基，再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这才发觉，队长那瘦弱的身体似乎在哆嗦着，走路也一拐一拐的。我紧紧地握着队长那冰凉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只听见队长那低沉的声音：“不要紧，明天再挖条排水沟，就保险了。”

微弱的手电光下，队长的身影在我眼前突然高大起来。这高大，就像那傲迎风雨、笑指苍穹的生命力永远蓬勃旺盛的青松。我赞美队长。这无私无畏，勇敢坚强，忘我而献身的精神不正是千千万万青松的象征吗?

雨停了，风住了，只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在“吱吱”地叫着，皎洁的月光又洒满大地，给那棵不老松披上了星星点点的银装。我不禁低声吟起陈毅同志的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特大喜讯。省报实名刊登自己农场知青的高考作文，别说母猪山生产队了，就是整个农场都是特大喜讯。

一时间，大家都在争相传看、议论周国平的高考作文，甚至还有不少其他分场、其他农场的人特意跑到母猪山生产队来“观看”作者周国平。就农场人而言，可以说关注《青松赞》的人甚至比《哥德巴赫猜想》还多。也难怪，陈景润虽然是个大英雄，但毕竟远在天边看不见摸不着，而《青松赞》的“英雄”就在自己的身边，不看白不看。何况，再不看就没有机会看了。因为这样的“英雄”，农场肯定留不住他了。

周国平，周国平。人人议论周国平。

然而，“特大喜讯”的温度才刚刚升起来，立马就被第三个“爆炸性”新闻的冷水浇灭了：场部紧急在母猪山生产队召开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公开逮捕周国平。“英雄”立刻变成“狗熊”。

又是爆炸性新闻。全队所有人震蒙了，全场所有人蒙了。

又是母猪山生产队。这个不断制造新闻、丑闻的生产队。

省报刚刚刊出周国平的高考作文，农场人都感到沾光、自豪，生产队的人更是感到无上荣光，满脸的喜悦还没有退去，现在突然宣布周国平为现行反革命。“英雄”与“反革命”，这反差也太大了。

“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大家都蒙了，一时转不过弯来，根本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代课教师周国平除了有点“憨”、有点“怪”，用当地话叫“拽”，最多也只能说“憨出出”“大拽拽”，再往深去，说他“雀神怪鸟”也就到顶了，与“反革命”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八竿子也打不着。

“冤假错案。”大家第一想法。如果这样，天作孽犹可活。

“恶毒攻击。”大家第二想法。如果这样，自作孽不可活。

当时，国家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开始平反，而那些定性为“恶毒攻击×××”的案件，还是禁区，无人敢碰。

周国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大家冷静下来后，想到可能与指导员的“反常”有关。几经周折，总算整明白了。

周国平的案子果然与指导员有关，与“恶毒攻击”有关。

代课教师周国平，在农场知青中可以说是个“怪才”。

在生活中，他不拘小节、随心所欲，用当地话叫“神头二五”。曾经在课堂上发生过从口袋里掏出袜子当“手帕”的笑话，甚至还发生过他的一只袜子被老鼠拖走，他干脆穿着一只袜子上课的笑话。这还不算，他最“搞笑”的一次：一天，他上课时，一学生不注意卫生，随地吐痰，他批评学生不讲卫生。恰好，他自己吸了一口痰，因为要求学生不“随地吐痰”，又没有地方吐痰。无奈，他只好咬牙将一口痰咽了下去。他的“自食其果”，让学生们恶心了半天。

在学习中，别人喜欢看战争书籍、古典名著，他喜欢研究哲学、经济学；别人喜欢吹牛谈天随大流，他喜欢独立思考标新立异。比如，对于“母亲与女朋友同时落水先救谁”这道难题，大家都认为应该先救母亲，因为“女朋友”只有道义上而没有法律上的义务，而母亲不论从道义还是法律讲，都必须先救。周国平却置道义法律不顾，认为出于人的本能反应，应该先救离自己最近的人，救一个算一个。比如“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个千古谜题，知青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先有鸡，因为世间不可能存在没有父母的动物，这一切都是与自然规律不符的，所以不可能存在着第一颗能够孵出鸡的蛋；另一派认为先有蛋，因为没有蛋哪来鸡？两派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周国平一锤定音：先有蛋再有鸡。他说，卵生动物在鸡出现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就一直存在了。换句话，世上必须先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卵或者一个能孵出鸡的蛋。用进化论的观点，在历史上的某一刻，某一种像鸡但又不是鸡的物种，由于基因突变，产出了第一枚“鸡蛋”。因为，物种的进化是一个物种的内部循环衍生出另一物种内部循环，当这两个循环无法“融合”时，新的物种就产生了。从这个角度理解，就会发现鸡与鸡蛋无非是一个循环中的两个不同的元素，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元素，这个循环都无法继续存在。如果从生物个体的角度分析，对于同一个个体来说，鸡蛋和鸡分别是它生命中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好比昆虫，个体会经历虫卵、幼虫、成虫等阶段。因此，对单一的鸡的个体而言，是先有蛋再有鸡的。绝对正确，不容置疑。

类似问题，尽管周国平说得头头是道，而且看似有理有据。由于他不注意表达的方式语气，不但说服不了大家，还认为他“强词夺理”“好为人师”“自以为是”。

由于曲高和寡，没有人愿意与他探讨、沟通，他成了“孤家寡人”。除了学习、思考，他唯一的消遣是找李排长喝酒解闷。所以，他与同样孤独的李排长自然而然成了酒肉朋友。但是，他喜欢哲学，爱谈罗素、柏拉图、黑格尔，李排长如同听天书；李排长喜欢打猎，爱谈女人，什么“四十岁前想女人，四十岁后怕女人”，什么“养精蓄锐，金枪不倒”等，他不能说一无所知，只能说似懂非懂，主要是对此不感兴趣。结果，自然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

由于苦闷孤独，在一次与李排长喝酒、发泄时，指导员“恰巧”路过。国平明知指导员与李排长尿不到一壶，故意请指导员一起喝酒。没想到，历来与李排长井水不犯河水的指导员，居然厚着脸皮坐下来与他们喝酒。李排长脸色铁青，根本不鸟他。李排长婆娘不识时务，见指导员大驾光临，着急忙慌地增加几个下酒菜。李排长虽然蛮，倒也没有说什么，毕竟人家“屈尊”到自己家，总不至于拿火药枪把他赶走吧。指导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李排长的冷淡视而不见，对国平的高谈阔论很感兴趣，而且居然用四川说：撇脱一点，有啥子说啥子，酒桌上莫得事。国平因为喝了酒，加上指导员的鼓励，便兴高采烈地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主要是对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些政策，如“两个凡是”问题、“知青政策”问题、“学生成份”问题等。他认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知青政策应该有所改变、学生不能以成份论英雄等，都是些敏感的话题。指导员听后，表扬他有思想，并鼓励他一定要把自己所想所思写下来，参加地区开展的理论大讨论，为农场争光，为生产队争光，改变别人对母猪山生产队的看法。周国平本来就是个书呆子，受到指导员的表扬鼓励后，一鼓作气写了好几篇文章，把所学所思所想全部都写出来了，还把其中的《从哲学看“两个凡是”》、《知青问题探讨》两篇文章拿给指导员看，请指导员指教。

文章中一些观点非常大胆、辛辣，用指导员的话叫“惊世骇俗”“胆大包天”“反动透顶”。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主席的话，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讲的。彼一时，此一时。生搬硬套用在抓“革命”促“生产”，就值得探讨了。（指导员红笔批：反对伟大领袖）

从道家的思想看，治大国如烹小鲜。什么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治理国家就像做一道新鲜菜肴一样，不要随意翻动，否则它就烂了；不能操之过急，否则欲速则不达；火候要适当，用文火。同样，治理一个国家，也不能随心所欲、朝令夕改，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让国家这台机器在既定的规则下良性运转。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今天，虽然社会的管理组织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但古人的智慧仍能穿透寰宇，令人掩卷沉思。（指导员红笔批：一心想复辟）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讲，“治大国如烹小鲜”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度的问题。做任何决策都需要把握好度的原则，不能朝令夕改、随意搅动、胡乱折腾，而需要遵从社会的自然秩序；不能动不动就搞人海战术，更不能盲目扩大建设，而需要遵从经济规律，“建”与“养”结合，休养生息，稳步发展。（指导员红笔批：反对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一要义是以正治国。古人有言：“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治国以“正”，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门邪道；而治兵要“奇”，则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领兵打仗的“诡道”来治国是不行的，而用治国的“正道”来领兵打仗也不一定行得通。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而权术立国则是最糟糕的一种治国方案。因为，权术一旦横行，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灭亡了。（指导员红笔批：反党反社会主义。）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二要义是选贤与能。这是一种看似平常却高超的领导艺术。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合适的人安置在合适的位置，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预。韩非子就曾提出过“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观点。在他看来，君主作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亲为，而是要学会将主动权交给手下的大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指导员红笔批：反对伟大领袖。）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三要义是无为而为。无为，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点。过去，这一思想多被视为消极，而实际上，老子的“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倡导一种“无为而为”的辩证法，即在顺乎事物自身规律的前提下有所作为。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来，大道运行，自有其章法和规律，一旦人为干预，强制作为，就会陷入异化而不可自拔。具体到治国理政方面，就是要把主动权交给人民，多体察民心民意，而不是拍脑袋决策，凭感觉折腾，以致政令频出，朝令夕改。（指导员红笔批：恶毒攻击共产党。）

……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指导员红笔批：反动透顶。）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虽消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但却不懂得与民休息，总是通过各种政策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动不动就抓壮丁去挖运河、垒长城、征北方、打南蛮，结果却适得其反。后来的刘邦和他的功臣们都参加过秦末农民战争，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无为而为”的思想在汉朝也得以发扬光大。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鼓励农耕，提倡节俭，减轻刑罚，使汉朝的生产与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提高。到了汉武帝时期，当匈奴屡次侵犯北方边境时，大汉王朝凭借其多年养精蓄锐后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彻底打败了凶蛮强悍的匈奴骑兵，甚至把匈奴赶到了今天的欧洲。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时，静若处子，有为时，动若脱兔。这正是“无为而为”这一辩证法的奥妙之处。（指导员红笔批：含沙射影，可定为现行反革命。）

……

现在看，这样的学术论文似乎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从当时的大环境看，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惊世骇俗”，也只有周国平这种“胆大包天”的迂腐之人才敢写这样 “反动透顶”的文章。周国平只图一吐为快，根本考虑后果，更没想到指导员会把他的文章当作“铁证”告发。而对指导员来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指导员不但悄悄把他告发，而且还用红笔作了很多批注，无限上纲上线，往死里整。指导员似乎完全忘记了他说的“酒桌上莫得事”的话。太歹毒了。用当地话：“狗核的，太狠了。”用四川话：“龟儿子，屁眼好毒哟。”

逮捕这天，周国平正在分校上五年级的语文课。

说是分校，其实就是在母猪山脚的一座“小猪山”上建了一排低矮的土基瓦房，共6间教室，5名教师，设一至五年级，加一个初中一年级班。一个班，少的五六人，多的七八个，都是本队及附近生产队的学生。教室虽然有两门两窗，但都没有装门窗，一直空着。教室里，桌子凳子虽然破旧，但还算齐全，只是放学后经常会有野鸡野狗野猫溜进去游荡，每天会留下一些污浊的痕迹；地板是泥土地板，学生脚下有很多坑洼；黑板是用水泥直接糊在墙上做成的简易黑板，左下方有一个小竹罗，用来放粉笔；黑板擦是用干涸的丝瓜瓤子做成的；墙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字。6间教室，基本都是如此“标配”，唯独周国平兼班主任的教室，墙上的标语标新立异：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丝瓜瓤”擦黑板和标新立异的“标语”，都是怪才周国平的发明创造。

周国平的确是个“怪才”。他本来是英语代课老师，因为学校缺语文老师，他又兼任好几个年级的语文老师。农场家长信奉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学生普遍对英语不感兴趣。一些家长甚至骂周老师是流氓，因为他公开教孩子们读“B”。在农场，B是骂人的脏话。曾经发生过，国平的一个学生回家读英语“B”，被妈妈劈头盖脸打了一顿。学生哭着指着英语字母B说：老师说了，外国人的B和中国人的B根本不是一回事。妈妈一愣，认认真真地研究了好一会字母“B”，才后悔地说：还真的不一样，是妈妈憨头日脑，打错啦。这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叫“母猪山生产队”的一个真实的心酸故事。结果，很多学生读英语字母B，不读“必”而读作“皮”。国平很无奈，但也只能入乡随俗，将英语字母B读作“皮”。虽然荒唐，反过来也充分说明农场孩子“纯朴可爱”。

值得国平欣慰的是，“纯朴可爱”的孩子们虽然对学习英语不“感冒”，但对其他学科却很“发烧”，特别是语文，非常认真刻苦，常提出一些有趣、刁钻、板扎甚至怪里古懂的问题，向他们敬重的老师“讨教”。国平不负众望，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文学功底，常常触类旁通、妙语连珠，很多时候回答得“七不离八”，虽然有时候是“连骗带蒙”，却始终没有“穿帮”，让学生们心服口服，五体投地，归阴服法。

比如，包谷长“胡须”问题。学生问包谷为什么会长胡须？国平压根就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根本不知道。但是，他并不慌张，思索片刻，不慌不忙地说，包谷长胡须应该是方便授粉和接受阳光的需要吧。老天，他居然蒙对了。虽然是蒙的，但不得不承认他的学识与智慧。

比如，“穷得叮当响”。学生说，穷的意思是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还叮当响？ 国平一个头两个大，想起电影里叫花子讨饭的场面，灵机一动，说，叫花子讨饭，用筷子敲空碗讨饭，发出“叮当”声，说明很穷，当然“穷得叮当响”。

比如，“解手”问题。学生问，上厕所为什么叫“解手”“方便”？国平知道，过去押送犯人，因为双手被捆，犯人要上厕所必须解开麻绳，所以上厕所叫“解手”。至于为什么叫“方便”，他也解释不清。他只好随口说，国人爱面子、讲文明，避讳“厕所”这样不文明词。皇帝尊贵上厕所叫“出恭”，百姓低微上厕所就叫“方便”。学生又问，既然“方便”是上厕所的意思，那么“在你方便的时候拜会你”又该怎么解释呢？国平感到头皮发麻。咋回答呢？他说，方便的原意是“便利、适宜”，用在“上厕所”上是民间的发明，是一种进步，那个“方便”和这个“方便”不是一回事，只能意会，不能钻牛角尖。还好，学生没有提“便饭”这个词，否则更头疼。哈哈，国平如果知道20年后有一种食品叫“方便面”，真不知道他又该咋个解释？

比如，“孔方兄”问题。学生问为什么古人把钱称之为“孔方兄”？国平说，一是因为中国人对钱比较“羞涩”，羞于谈钱，例如把稿酬称为“润笔”，送礼叫“红包”。二是古代的铜钱铸造时，为了方便细加工，将铜钱穿在一根棒上，为了在加工铜钱时铜钱不乱转，将铜钱中的孔开成方孔，称之为“孔方”。为何称“兄”？钱字由“金、戈、戈”组成，“戈”与“哥”音同，于是“称兄道弟”，所以称钱为“孔方兄”。而且，钱不但称“孔方兄”，还称“人事”。《儒林外史》中把通关时行贿的钱称为“人事”，《西游记》里如来佛祖说：“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 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取经是要人事的。“人事”是什么？佛祖说得十分明确，就是“钱”。佛界尚且如此，何况人间。由此可见，办人事就得要有“人事”。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把管人的部门称之为“人事局”。同学们，有意思吧？中国字博大精深，需要我们好好学习。国平话如喷泉、口沫四溅，前排的学生为了躲避口沫，“佩服”得趴在桌子上。国平自己也佩服自己，“佩服”得哈哈大笑。

再比如，黄花菜都凉了。“黄花菜都凉了”，是生活中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晚了”。学生说，这句话冇得道理。什么菜不会凉？为什么非得用“黄花菜凉了”来形容“晚了”？ 国平知道是学生理解错了，可是怎么跟学生解释呢？何况小镇根本没有黄花、菊花。他说，这个“黄花”不是“黄花菜”，是菊花。这句话来自苏东坡咏菊的名句“明日黄花蝶也愁”。古代有重阳赏菊的习俗。“明日”，是指重阳节的第二天，即九月十日。“明日黄花蝶也愁”，是说如果错过了重阳赏菊的最佳时机，待节后再来，花已凋谢，蜂蝶也无兴趣了，以此比喻过时的事物。“黄花菜都凉了”正是从“明日黄花蝶也愁”演变而来，只是因为苏东坡的诗句太雅了，老百姓囫囵吞枣，难以消化，以讹传讹，把“黄花”变成了“黄花菜”。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误会，大约那个“蝶”字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它不是和盛菜的“碟”同音嘛。于是“黄花”变成了“黄花菜”，盛到“碟”里，来晚了当然就“凉了”。国平又是口沫四溅，把学生绕得云里雾里。

再比如，学生问，毛主席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盘古是什么人？三皇五帝又是谁？国平知道“盘古”是神话中创造天地的人，也知道“三皇”为燧皇、伏羲、神农，但“五帝”却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一时又无法查正。咋整？总不能承认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这个老师都不知道吧。于是，他又随口瞎扯：三皇五帝是比喻，意思是指很多个皇帝。虽然牵强，也算是“蒙”过去了。

再再比如，学生问，时间是怎么来的？会不会消失？国平不知道这是个没有答案的命题，但国平的回答让学生不得不满意。他说，这不是你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你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过好每一天。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在母猪山生产队这一亩三分地，国平算得上是“才高八斗”“通古博今”的人了。尽管如此，面对学生提出的众多问题，他时常感到“黔驴技穷”“江郎才尽”。比如：“烟头”与“烟屁股”是否矛盾？“风马牛不相及”的“风”是什么意思？安慰人为什么叫“节哀顺变”？遥遥无期为什么叫“猴年马月”？生气为什么叫“翻脸不认人”？为什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什么是“七上八下”而不是“八上七下”？“吃不了兜着走”不是再好不过的事吗？“没有不透风的墙”有问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也有问题，“葵花朵朵向太阳”是骗人的，等等。这些怪里古懂的问题，不但让他头皮发麻，而且叫苦不迭。

对于“烟头”与“烟屁股”问题。生活中，大家习惯把抽剩的烟叫“烟头”“烟屁股”。头与屁股，一个是头一个是尾，本就矛盾，人们非要把它扯在一起。他的确回答不了。

对于“风马牛不相及”，他知道，是比喻两件事情毫不相干。学生说，风、马、牛，明明是三件事，怎么比喻两件事呢？他无法解释。多年后，他才知道，这里的“风”是“走失”的意思。“风马牛不相及”的意思是指“走失的马牛不会走到一起”。惭愧。

对于“节哀顺便”，大家都这么说，没有人觉得不妥。学生却提出疑问：节哀就节哀吧，为什么还“顺便”？明显不心诚。国平这才感到是个问题。可是，他一时也回答不了。经过好长时间研究，才知道是“抑制哀伤，顺应变故”，而不是“顺便”节哀。更是惭愧。

对于“猴年马月”，国平知道是遥遥无期的意思。为什么“遥遥无期”？“马月”又是什么？他也解释不清。当时，学习条件非常差，国平除了一本字典，什么工具书都没有。为了一个“猴年马月”成语，他跑了新华书店、几个学校，还是没有整清楚。最后还是自己研究黄历，才勉强让学生满意：十二生肖顺序排列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月份也有动物属相，一月虎、二月兔、三月龙、四月蛇、五月马、六月羊、七月猴、八月鸡、九月狗、十月猪、十一月鼠、十二月牛。猴年、马月都是12年12个月一个轮回。

对于“翻脸不认人”，学生说“脸”如何“翻”？学生认为应该是“变脸不认人”呀。他无语。

对于“竹篮打水一场空”，他认为是木板上钉钉的真理，因为竹篮是根本不可能装水的。一个学生坚决不同意，说他家的鱼缸、水缸就是用竹篮做的。国平当然不相信，亲自带领学生去他家验证。眼见为实。学生家的鱼缸、水缸真的是用竹子编制成的。国平无语。学生家长是湖南人，是远近闻名的编织大王，他编的竹篮不但“密不透风”，而且“密不透水”，而且不用油漆、塑料布等任何辅助材料。令他大开眼界，原来竹篮不但可以打水，还可以盛水。长见识了。

对于“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他知道是忐忑不安的意思。为什么？他压根不知道。学生说，从数字来看，七比八小，又怎么会七上而八下呢？说不通。学生说，词典对“七上八下”的解释有问题：十五个水桶在井里打水，七个在上面，八个在下面。问题是，如果八个在上面呢？为什么打水要是15个桶？为什么是“七上八下”而不是“八上七下”？国平回答不了，一直很苦恼，直到老夫子来后才帮他解答了这个问题。说来也巧，老夫子从自己的名字“少阳”的解释就解答了这个问题。原来，这个成语出自《易经》。在《易经》中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七为少阳九为老阳，八为少阴六为老阴；七上，上到九为阳极，八下，下到六为阴极；阳是向外扩张的，是正数，阴是向内收缩的，是负数。“七上八下”就是这样来的。

对于“吃不了兜着走”，国平也解释不了。吃不了兜着走，从字面的意思，应该是“吃不完，拿回去吃。”所以，学生说，对于饥饿的人来说，这不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吗？怎么变成“有你好看”的意思？它的原意人们为什么视而不见，硬是变成带警告、威胁？冇得道理嘛。

对于“没有不透风的墙”，也让国平头疼。现代的墙，的确是不透风的，如果透风，那就是歪货了。学生认为墙多数是不透风的，除非是篱笆墙。国平说，现代的墙的确不透风，但古时候的墙一般都是石头、篱笆墙，所以才有“没有不透风的墙”之说。学生说，如果是这样，古人可以说，现代人不能说。他无语。

对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学生认为是废话。“烧不尽”，自然会“生”嘛，应该是“野火烧尽后，春风吹又生”。他无言。

至于“葵花朵朵向太阳”，从小就听大人这样说，但他的学生却认为是错误的。向日葵真的不会随着太阳转动？国平也拿不准。好在教室门口就有葵花，通过一段时间实地观察，发现学生说的居然是对的。“葵花朵朵向太阳”的确有问题。向日葵只是在含苞待放的几天向太阳，一旦完全开放，花盘永远向东低头，根本不会随太阳转动。为什么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是以讹传讹的问题，还是咬文嚼字的问题？国平一个头两个大。

周国平本来就不是科班出身，何况，人非完人，回答不了学生的问题，也属正常，其他老师也没有什么好说什么。问题是，他教学随心所欲，不按常理出牌；讲课标新立异，不尊重标准答案，其他教师就不能忍受了，对他恨得牙痒痒。

在课堂上，他问“床前明月光”“三个臭皮匠”的下一句是什么？有调皮的学生，标新立异回答：“李白睡的香”、“臭味都一样”。他并不生气，反而说学生爱动脑筋，将来一定有出息。

一道语文题：丫丫红红的脸蛋像什么？标准答案是:像苹果。学生答：像水蜜桃、像番茄、像火把犁，他都批改为对。

一道数学题：一根竹竿长7米，一只蜗牛从下往上爬，白天往上爬3米，晚上往下爬2米，爬上竹竿顶端需要多少天？标准答案是7天。有学生答5天，被数学老师判错。他认为对，公开支持学生找老师评理，因为第五天就已经到达竹竿顶端，为什么非要退回来呢？那是脱裤子放屁。是迂腐。

一道思考题：树上5只鸟，猎人开枪打死一只，树上还剩几只？有学生答：“还有3只，猎人打死鸟爸爸，吓跑鸟妈妈，还剩下3只鸟宝宝。”“打死一只，还剩下不怕死的4只鸟。”结果，老师都判错，因为标准答案是一只也没有，都飞走了。他认为学生答的都有道理，应该判对。让其他老师很无奈。

成语“凿壁偷光”，出自西汉文学家匡衡幼时凿穿墙壁引邻舍之烛光读书，终成一代文豪的故事，用来形容家贫而读书刻苦的人。一个学生直译为：凿开墙壁把东西偷光。这样的解释与原意南辕北辙，老师肯定批为大错特错。他也认为学生是对的。虽然与典故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从字面解释却挑不出毛病来。成语“度日如年”，一个学生解释：日子每天像过年一样。他也赞同，还认为学生有理想。

一个学生对“书难读、人难做、屎难吃”提出异议。学生说，大人们经常说“书难读、人难做、屎难吃”，我非常不理解。书是不是难读，因人而异，我并不觉得难；人是不是难做，我不好评价，但多少有点道理；最冇得道理的是屎难吃，不知道是谁概括出来的。屎，对于正常人来说不存在“难吃”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吃”；对于狗来说，又是最好吃的东西。他同样赞同。

更让其他老师受不了的是，对于学生回答问题的评判。学生答对了，他说好，我们需要这样学习刻苦的同学；学生答错了，他也说好，我们需要这样有自己想法的学生；学生答不知道，他同样说好，说做人诚实比什么都重要……

其他教师虽然对他恨得牙痒痒，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想到，他的“随心所欲”“标新立异”，极大地开发了孩子们的潜力，激活了孩子们的智力，调动了孩子们学习积极性，他也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就这样，周国平跟学生的关系越走越近，跟其他老师的关系越走越远。老师们虽然喜欢周国平的耿直，但是最受不了的也恰恰是他的“耿直”。说他是个糊涂人吧，他比谁都聪明；说他是个明白人吧，他根本不知道“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说话直来直去，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更不给别人面子。他不知道，做人的态度比水平更重要。一次几个教师讨论“救火”是不是病句时，众人都说是病句，应该是“灭火”，他说，肤浅，救除了援救的意思，还有止的意思；在一次校长召集教师关于成语到底是“明日黄花”正确还是“昨日黄花”正确的讨论会上，包括校长在内一致认为“明日黄花”既然是比喻过时事物，应该“昨日”正确，怎么可能是“明日”？本来学术讨论有不同观点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可周国平一出口就打倒一大片。他冷笑说：“你们完全是望文生义，太肤浅。根本没有‘昨日黄花’一说。‘明日黄花’出自苏东坡《九日次韵王巩》诗：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九月九日，是重阳节。中国古代习俗，重阳节是赏菊的日子。菊花过了重阳节就凋谢，因此，用‘明日黄花’来比喻过时的事物。‘今日’是指重阳节，赏花的日子。过了今日才是明日，花当然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不鲜艳了。当然，明日不一定就是第二天。既是如此，说成‘昨日黄花’就缺乏理据了。细想，‘昨日’菊花也许尚未盛开，也许尚在作蕾，怎么会成为‘过了时的东西’呢？ 由此可见，用‘昨日黄花’来比喻过时之事物，不但不合此成语的原意，也有悖于逻辑，完全是‘明日黄花’的吴用。” 周国平虽然分析得有理有据，但因为他不注意说话的口气、语气，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使得大家非常不滑刷。所谓“心服口不服”。

就这样，本来是英语教师的周国平，由于“不务正业”，主业英语教学成绩一般般，作为“副业”的语文教学却一枝独秀，成绩斐然。由于他学生的作文多次获将，他多次受到总校的表彰，他也因此“狂妄疯癫”得没了边，“神头二五”得忘了自己“代课”教师的身份，说自己是最好的教师。他口出豪言，说他的这些“可怜巴巴”学生，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完全可能会冒出一两个作家来。所以，他我行我素，每次上语文课，气氛都很活跃。没想到，几十年后，周国平的“豪言”真的实现了，英语教师的他，还真的培养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两个中文教授。应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才”的老话。

其实，国平所取得的成绩，绝非偶然。周国平虽然是兼任语文老师，可是绝非滥竽充数、误人子弟之辈，他当教师绝非“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猴孙王”。他认真学习，融会贯通，每一节课前他都认真备课，为孩子们埋下了优良的“种子”。

且看他是如何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的：

同学们，中国汉字博大精深。水的尸体是“尿”，米的尸体是“屎”；“富”有官有田，“穷”需要付出八倍的努力；“命”和“死”没有同音字，因为命和死都只有一次；“长”和“大”是没有偏旁的，因为长大没有东西可以依靠；最奇妙的是，你们在读“唇、舌、猴”的时候，刚好用到相应的部位；在读“绳、线、丝”的时候，气流会越来越细；在读“方”和“园”，嘴巴正好是方的、圆的；在读“大”和“小”的时候，嘴巴正好是大和小的；在读“前”和“后”的时候，舌头正好在前和后。

且看他的学生写的两篇小作品及他的批语：

一名小学生写的童诗：

心中的小秘密

妈妈说我是捡来的，

我不生气，反而笑了。

因为我知道，

爸爸姓王哥哥姓王我也姓王，

只有妈妈姓李。

谁是捡来的，

不说大家也明白。

小明不读书很得意，

他爸开拖拉机，将来让他接班。

我忍不住笑了，

因为老师说，

我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谁将来厉害，

不说大家也明白。

国平给的评语：非常棒，将来可能成为诗人。

另一名学生的作文：

穷不过三代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成语越学习越有趣。

以前，我一直认为，成语“穷不过三代”的意思是，一个人穷到第三代就不会再穷了。现在我才知道呀，原来穷到第三代，已经穷得连媳妇都娶不到了，也就没第四代了。

我一定好好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国平的评语：困惑了几代人的问题，终于被你解开了。棒。

“穷不过三代”，是一句古语，真实的含义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知道努力奋斗，几代人之后就变得不再穷了。而国平的学生写的《穷不过三代》，另辟途径，让人看到了另一种理解。

再看他《沁园春雪》的备课笔记：

《沁园春.雪》

一、背景

《雪》是毛主席写于1936年的一首词。1936年2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在陕北的清涧县，毛主席登上白雪覆盖的山坡，视察地形，观赏风光。面对苍茫大地，胸中豪情激荡，写下了这首词。该词，咏雪言志，抒发了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之情，表达了伟大的抱负，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豪情壮志。

二、目的

1、让学生了解词、学习词、热爱词。

2、让学生热爱主席、热爱祖国山河。

三、方法

1、反复诵读，理解词意，品味语言特色，引导学生学会读书，读出词味。

2、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讨论。增加诗词趣味性。

四、步凑

1、什么是词。词，又称长短句。一首词的字数、句数、段数、韵律、平仄，都有固定的格式，这就是词谱。词人依照词谱填词。词谱的名称叫词牌，比如《沁园春》、《虞美人》、《水调歌头》等，一首词称为一阕；若有上下两段，就称为上下阕。今天学习的课文，“沁园春”是词牌名；“雪”，是这首词的题目。

2、朗读一遍，主要解决生词和人物。

生词：

惟余莽莽：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惟，只、仅仅的意思；余，剩下、多余的意思；惟余，只剩下；莽莽，无边无际的意思。

原驰蜡象：原驰，查不出是什么意思。原，应该是高原；驰，是奔驰。原驰蜡象，总不能解释为“蜡象在高原上奔驰”吧。应该是一种修辞手法，以景抒情， 与上一句“山舞银蛇”对应，形容银装素裹的荒原雪景。

人物：

“秦皇汉武”：秦始皇、汉武帝。

秦始皇嬴政，秦国皇帝，十三岁继承王位，三十九岁称皇帝，在位三十七年，是第一个称皇帝的封建王朝君主。主要功绩，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筑万里长城。誉为“千古一帝”。

汉武帝刘彻，西汉的第7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他十六岁登基，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奠定了中华的疆域版图。

“唐宗宋祖”：唐太宗、宋太祖。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重点讲讲“玄武门之变”。

宋太祖赵匡胤，宋朝开国皇帝。重点讲讲“陈桥兵变”。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可汗铁木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成吉思汗”，意为“大酋长”。1206年春天建立大蒙古国，1227年在征伐西夏时去世。

3、重点。

首先从关键词入手，其次从句式入手，第三从修辞入手，引导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如个别读、齐读、女生读、男生读等，品味语言，记住文笔精华。

静景——长城、大河。诗人在“望”中见“长城”“、大河”，并借助想象感受到“长城”“、大河”的全貌全景，是热爱并誓死保卫中华大地的反映，在东北全部、华北部分国土已经沦丧，神圣的抗日战争即将开始之际，写“长城”，写“大河”，有着“保卫大河，保卫长城，保卫全中国”的意思，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鼓舞着人民奋起保卫美丽富饶的祖国河山。

动景——群山、高原。写出了北方冰雪世界中群山与高原形象的雄伟。作者化静态为动态，运用比拟手法，赋予群山和高原以生命和顽强的性格，体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

4、难点。

一是“稍逊风骚”，二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稍逊风骚”。

骚、风骚，是名词还是动词？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骚，民间理解是“不要脸”的意思。《新华字典》解释：1、扰乱、不安定：～动。2、同“臊”，难闻的气味：～味。3、指屈原著的《离骚》，诗人。如果“骚人”指诗人，那么 “骚体”、 “骚客”，“骚货”、“骚女人”该如何解释？《离骚》又该如何解释？所以，骚的本意应该是骚痒、动乱、不安分。

风骚，这个词在日常用语中绝对不是个好词，它差不多等同于“放荡”和“轻浮”，在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尤其突出。约定俗成的力量实在强大。其实，风骚的本义与放荡、轻浮一点也不沾边儿。在古代，“风骚”一般形容文人墨客，有才华、文采，不同凡响。“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将“文采”与“风骚”对举，可见意思是基本对等的。

风骚，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文学文化。二是指轻佻放荡。“稍逊风骚。”应该是说，唐太宗、宋太祖的文治还稍差一些。

所以，骚，风骚，应该是中性词吧。值得一提的是，与“风骚”命运相似的还有“风流”一词。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什么是风流人物？谁是风流人物？面对十多岁的学生，有点不好解释。

社会上认为“风流”是下流，是贬义，用来比喻作风不好的人。实际上，风流的含义，应该是说业绩突出、才华出众、举止潇洒的人。应该是中性词。这里指：英俊的、杰出的，对一个时代有很大影响的人物。

说主席是“风流人物”？肯定不能说。学生一定接受不了。

怎么解释？“风流人物”，就解释为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吧。

在没有一点辅导教材的情况下，能写出这样的备课笔记，就知道他的付出了。

此时，一学生对国平批改的作业不服，正在热烈争论。

原因是学生用“乳”造句：我每天回家，都要经过一条乳沟。被国平评定为叉。学生不服，据理力争。国平说：“乳，有几种解释：一种是小孩吃的奶，比如母乳；一种是像奶的东西，比如乳胶；一种是初生的、幼小的意思，比如乳燕、乳牙。所以，不能简单理解为小的意思。你用乳沟形容小沟，当然不正确。”学生还是不服，认为至少沾一点边吧。国平同意，于是，把“叉”改为半“勾”。学生勉强接受，接着问：“我还有两个问题很困惑：为什么把用力叫做加油？人怎么能加油呀？又不是汽车。另一个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丈二和尚是什么人？”

国平一愣，他压根没有想过这两个问题。是啊，人累了应该喝水吃饭呀，再不然也应该是加菜呀，怎么能加油呢？丈二和尚又是什么？他老老实实地说：“这两问题真是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了，愿意跟大家一起探讨。”

老师很坦诚，学生很可爱。学生们并没有因为难住了老师而幸灾乐祸，而是认真分析探讨。最后得出的结论：车不加油不会走，灯不加油不会亮，人不吃油没有力气。国平虽然觉得牵强，但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至于“丈二和尚”，他压根不知道。为此，他一直很内疚，一直“耿耿于怀”。出狱回成都后，他还四处请教，终于弄懂了“丈二和尚”由来。原来，丈二和尚是设计、建造西园寺罗汉堂的一个和尚。他身高一丈二尺，比常人高出很多，一般人根本摸不着他的头；施工图在他头脑里，他边干边指挥，工人根本弄不清设计。一个“八卦”式的建筑，左拐右扭，东弯西曲，把工人们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以。因此，工人们都说，摸不着“丈二和尚”的头脑。也就是说，弄不清他是怎么想的。后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句话慢慢传开了，成了一句歇后语。

至于加油，也只得到一个待考证的“加油”典故：

明朝宰相刘伯韫，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在成就大业之前，曾非常想与蜀汉丞相诸葛亮一比高下，可惜诸葛孔明早已作古，让刘伯韫无从比起。一日，刘伯韫手下说掘得一墓，疑似诸葛亮的墓。刘伯韫听闻大喜，立即前往。到墓室里一看，果然颇为大气。此墓，上刻有北斗七星，下刻有九曲黄河，中间是一具石棺，饰以精美图纹；石棺旁有几只大桶，以阶梯形排列；每只桶下有一小孔，正对着下方桶的口沿，最下方一只桶的侧面是一盏油灯，灯还燃着。刘伯韫仔细分析，方知那一只只桶里都是装油的，由上向下滴，直至最后的油灯。这数个大桶里的油就供这油灯燃了几百年，可谓真正的“长明灯”。刘伯韫满怀敬意走近那盏灯，发现所有桶里的油已枯竭，油灯里的油也只剩少许，火在微风中几欲熄灭。刘伯韫不禁大笑：“诸葛亮呀诸葛亮，想你一世英明，死后的长明灯也燃了几百年，但最终还是会在我刘伯韫的眼前熄灭。”这时，微风吹动了那盏灯下的一张纸条，上书八个大字：老刘老刘，赶快加油。刘伯韫大惊，心想诸葛亮居然能预测到几百年之后的人和事，果真神人也。于是，速命人抬来灯油将数只大桶加满，大拜之后，再叫人重新封闭墓室。刘伯温从此之后，更加注重自身修为，终成一代相臣。后来，“加油”这个词语引申为鼓励后来者居上的含义，特别在比赛和竞赛场上，作为鼓励选手的呐喊助威用语。

好不容易讨论完“加油”问题，另一个学生又问：“老师，你说屁股叫臀部，是名词，我爸爸经常说欠别人‘一屁股债’。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数量词使用呢？还有，‘一屁股债’到底是多少呀？”

学生们哄堂大笑，国平也觉得好笑。学生爱思考、动脑筋是好事情，问题是该如何解答呢？一屁股债到底是多少呢？只能解释“很多”。但是，“屁股”的确是名词。名词能充当形容词、数量词使用吗？作为语文老师的他，一直以精通汉语语法自居。此刻汗颜了。他知道,定语常由形容词、数量词、名词充当，但名词能否充当形容词、数量词使用？他一时还真的解答不了。

国平正在绞尽脑汁思考，一个学生又针对他的《青松赞》提出几个让他更“头大”的问题，更是让他汗颜。学生说：老师，你的《青松赞》我们都看了。文章中说“好不开心”“几次差点没有摔倒”，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到底是摔倒还是没摔倒？是不是病句？另外，你经常教导我们做人要诚实，可孟定根本没有青松，你那样写，不是骗人的吗？

国平一下就脸红了。是啊，“好不开心、好不容易”、“差点没有摔倒、险些没有摔倒”之类的词，生活中大家都习惯这样说。仔细推敲，好像是有问题。开心就是开心，为啥要加个“好不”？ 如果是像英文那样表示强调的话，应该是用“好快乐”之类的吧？“好不”，应该是副词，用在某些双音形容词前面表示程度深，并带感叹语气，意思是肯定的，比如“好不热闹”“好不开心”，都是很热闹很开心，但用在“容易”前面，意思又是否定的，如“好不容易堵住缺口”，是“不容易”的意思；“差点没有摔倒、险些没有摔倒”，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差点摔倒、险些摔倒”。虽然习惯成自然，但怎么跟学生解释呢？说自己没有错？关于青松，孟定坝由于气候的原因，虽然植物众多，但的确没有青松。那样写，虽然是文章的需要，虽然只是一种比喻，但的确有“骗人”嫌疑。又该如何解释呢？说自己为了突出文章主题？还是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他正思索着，这时，门外一下子闯进来好几名穿制服的公安人员，二话不说，把他直接带到设在篮球场的会场，公开宣布逮捕，当场戴上手铐。

会场一片寂静，众人似乎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跟着到会场的学生。他们根本不相信自己敬爱的老师是“坏人”，看见国平被当众戴上手铐，学生们首先哭了起来，接着又吵又闹，不准带走他们敬爱的老师。学生闹不要紧，知青回过神来后，借机大闹会场。现场，指导员幸灾乐祸，万副队长瞠目结舌，马儿冷眼旁观，只有队长一人维持会场，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当天不管地不管的李排长从家里提出火药枪公开与公安人员对峙后，会场眼看就要失控。会场如果一旦失控，那不仅仅是“爆炸性”新闻了，而是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如果那样的话，“母猪山”就将变成“威虎山”了，非踏平不可。幸运的是，最后还是国平大声制止住学生、知青、李排长。

面对飞来的横祸，周国平很快就冷静下来。他虽然想不通到底为什么抓他，但他知道会场失控的后果。如果，李排长的枪真的响了，或者知青战友们与公安人员干起来，那就是闯天祸了，不但自己真的成了“现行反革命”，而且李排长与知青战友们也就玩完了。所以，他举着手铐，高声说道：“同学们、战友们，请听我说。”马儿高举双手叫大家安静，意思是先听周国平说。待会场慢慢安静下来后，周国平说：“不要闹，闹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不晓得发生了啥子事，但我们的老工人有一句话说得好：手拿锄头把，犯法也不大。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耍流氓，虽然说过一些怪话，也写过一些东西，我不敢说没有滴滴点错，但就凭这些，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你们相信吗？”众人说：“不相信。打死也不相信。”周国平说：“那好，就让事实说话吧。不要为难各位领导，让我跟他们走。现在已经不是随便扣帽子的四人帮时代了，相信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不要难为公安同志，他们代表的是国家。否则，你们不是帮我，反而是害我。特别是李排长大哥，使不得，快把火药枪收起来。拜托大家了。”

听了周国平的话，众人觉得有道理。这样闹下去，的确不是办法；与公安人员对着干，也似乎不妥。于是，众人慢慢冷静下来。队长趁机把李排长的枪收了，马儿也暗示知青们不准轻举妄动。就这样，在队长、马儿及学生家长的共同努力下，众人慢慢让开一条路，含泪夹道“目送”周国平离开。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周国平被捕后（国平事件），表现出少有的坦然。他显然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因而在审讯室里侃侃而谈，甚至还成段的背诵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你们赞扬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形式存在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虚的风格。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金色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照耀在多少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最好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精神的唯一的合法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周国平坐在审讯室冰冷的石板上，与其说是一名“犯人”，还不如说是一名教员在给办案人员上一堂闻所未闻的法制课。

办案人员都很同情他，甚至私下议论：知青嘛，虽然思想复杂，爱胡思乱想，这哪里是真要推翻政府、推翻共产党？分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在已被定性为“政治大案”面前，没人敢站出来说真话，更不要说翻案了。因为证据确凿，本人供认不讳，加上有指导员画龙点睛的“批注”，周国平的案子很快就结案了：判有期徒刑10年。

周国平自然进不了大学的大门，而是进了监狱的大门。这还不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踵而来的是第四个“爆炸性”新闻：小耳朵因为患有肝病，体检时采用行贿医生的方式，弄虚作假，隐瞒病情，被学校除名后，住进了医院。结果，三人中最后只有眼镜一人顺利上了大学。

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想到。母猪山生产队，真是多灾多难。

很多人认为，母猪山的风水有问题，只有老夫子摇头不语。

更没想到，在高考前，国平、眼镜、小耳朵为缓解压力，一起去找过老夫子看相，看看谁有“大学生相”，并约定，老夫子看相有大学生相的人，要请没有大学生相的人甩一顿。老夫子虽然不知道他们的“约定”，但见他们雀神怪鸟眼珠滴溜溜转，知道他们心不诚，也就跟他们扯白打哈哈，装模时样地看看他们的印堂，然后伸出一个指头，一句话也没说，一副“天机不可泄露”的样子，让三人如坠冰窟。

他们三人找老夫子看相的本意是放松、解闷、寻开心的，或者说是找个理由“甩一顿”。结果，老夫子的“一个指头”，不但没有让他们“缓解压力”，反而“压力山大”。因为，一个手指头，最直白的意思，应该是三人中只有“一个人”考取大学，其他两人没戏了。三人可以说作茧自缚，不但没有实现“放松解闷”“甩一顿”的目的，连“甩”饭的胃口都没有了。其实，三人都被偏了。这只不过是算命的一个小技巧。因为三人考大学不管结果如何，一起考取、一起考不取，一人考取、一人考不取，都完全可以用“一”解释得通。“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结果，雀神怪鸟，鬼扯十扯，老夫子的看相，后来居然被神传为：一个指头意思是三人一起考取，其中，一人上大学、一人住医院、一人蹲大牢。老夫子因此而名声大噪。“梅梅三三，老夫子不得个鸟，太神了。”

结果，阴差阳错，鬼使神差，老夫子一不小心“量变”到“质变”，忽然就成了远近闻名的“胡半仙”。后来，被舆论“挟持”，他居然以此为业，居然财源滚滚，居然名震四方。

他常常摇头晃脑不无自嘲地说：我算哪门子半仙啊？完全是逼上梁山嘛；我本来可以当干部的，最撇当一名人民教师，却阴差阳错成了风水先生。这是哪跟哪啊？满肚子的委屈到哪里去说理啊？本来一个好好的人，被逼得装神龙鬼，装疯卖傻，好没有意思嘛。冤枉冤枉。阿弥陀佛。

看来，有时候，命运并不完全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看来，多年后，这是不是又一个“哥德巴赫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