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挂着腊肉吃斋——难过。用太岁的话：傻婆娘等汉——难熬；用驼子的话——俩姑娘睡一头，有这样没那样；用老夫子的话：穷也过富也过，好过难过天天过。

下乡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熬过来了，或者说一天一天睡过来。虽然，精气神都差不多被熬光、睡光了。

用“熬”可能有点夸张，用“睡”可能有点过份，用“忍辱负重”，恐怕又夸大其词了，用知青的话“比鸡起的早、比狗睡得晚、比猪吃得差、比驴苦得多”比较贴切。仅仅从以下几个口号，不难看出“日子”的艰辛与荒唐：“晴天大干，雨天巧干”；“大战一月，苦战二三月；大干四月，苦干红五月”；“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叫高山低头，让河流改道”、“苦干巧干拼命干，敢叫日月换新天”等等，诸如此类，无休无止。同时，还要随时面对蚂蝗、蚂蚁、毒蛇、气候、枯燥、饥饿、疾病等的袭扰与挑战。尤其是雨季，一身汗水一身雨水一身泥水，“三水”合一成为常态，恰巧暗合傣家人的常用语“水，水，水”。更老火的是吃“大锅饭”，缺油少肉且不说，还是一天只吃两顿，而且还是糙米加包谷饭，饿得昏头昏脑，过得混天黑地。

关于下乡，知青中流传着一个看似荒唐的小插曲：

一上海知青在毕业前夕，给在青海当知青的哥哥写信，想听听哥哥对“下乡”的意见。想不到，哥哥回信如同电报，就六个字：“活不好死不了。”收到哥哥回信，他非常苦闷，无法理解亲爱的哥哥对决定弟弟命运的头等大事怎么会如此冷漠？他赌气把信撕碎，赌气加入了知青队伍。下乡后，他才逐渐理解哥哥，理解这六个字的真正含义。在当时背景下，哥哥既不支持又不敢公开反对，能写出这六个字，已经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了。于是，他心情复杂地给哥哥回信，针对性的也是六个字：“不死不活经典。”

这个“小插曲”，从侧面反映出知青的真实生活。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其他省的不好评论，就说说云南农垦的知青吧。

进入云南的深山老林，住的是毛草房竹篾床，真正是“天当房，地当床”；吃的是“红米煮南瓜饭”，既是饭也是菜；喝的是“九菜（韭菜）一汤”，就是撒点韭菜带点油星的“玻璃汤”；干的是“开荒种地割胶”，既不像工人也不像农民；拿的是“锄头胶刀钢枪”，既不像游击队也不像正规军。说是工人吧，又不做工而是种地；说是农民吧，又不挣工分而是拿工资；说是游击队吧，又叫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说是正规军吧，又不穿军装甚至不穿衣服。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身汗一身雨；夜晚，黑灯瞎火漫漫长夜，半夜醒来听雨打芭蕉叶。至于中医所说的什么“枕头不对，越睡越累”，什么“头对风暖烘烘，脚对风请郎中”，什么“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等等，简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累了一天，倒下就着，管他什么“头对风还是脚对风”；饿了一天，吃啥都香，管他什么“早上还是晚上”；看着电影“样板戏”，男人清一色的高大全光棍，女人清一色的不食人间烟火，大家傻笑；听着歌曲“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咳罗咳，挖野菜那个也当粮罗咳罗咳，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罗咳罗咳，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咳罗咳”，大家苦笑。用那个上海知青“活不好死不了”的话形容，再恰当不过。

如果这些都是听说的，那就说说眼见为实的母猪山生产队的知青吧。

母猪事件。五一劳动节，生产队杀猪改善伙食。万事齐备，准备动手时，待宰的公猪突然挣脱绳索跑了。由于猪是放养，只有晚上喂食的时候才回来，抓不到猪，今天就吃不着肉。当时，人少林密，猪进了林子，很难抓到。为了吃肉，一场轰轰烈烈的“抓猪”战役就此展开。知青们手拿刀、棍、绳，进山抓猪。指导员再三强调，死活都行，但必须是公猪，母猪不能杀。当时，生产队养了十几头猪，但多数是母猪，过年过节通常只杀公猪，一般情况是舍不得杀母猪的。知青们围了半天，一直不见公猪的踪影，正在垂头丧气的时候，突然听到二师兄大呼“抓到了。”众人跑过去，一个二个吓得不敢吭声：他放到的居然是一头怀孕的老母猪。原来，二师兄除了脑子有点“二”眼睛还有点近视，他提着拴刀，看见一头“肥大”（肚子大）的猪摇头晃脑走来，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开荤了，认为猪肥油多，于是管他三七二十一，一拴刀就把它撂到了。杀怀孕的母猪，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结果可想而知：批斗、挨处分。

“母猪生产队”，因此而出名。

偷鸡事件。风高月黑的一个晚上，耙子偷了邻对老工人家一只鸡，几个知青躲在宿舍里煮吃。做贼心虚，他们不敢开灯；怕煮鸡的香味飘出，他们用好几块湿毛巾盖住锅盖。鸡煮得差不多了，才发觉没有盐，耙子叫二师兄去食堂偷。二师兄雀雀跑去食堂从窗户翻进去，摸黑打开一只口袋，抓了一大把盐装在信封里跑回来。耙子接过信封，到了一点在锅里，不咸；又到了一点，还是不咸，一咬牙将信封里的盐全部到进锅里。管他咸不咸，开吃，几个知青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人一块大快朵颐，待喝汤时，才发觉味道不大。开灯后发现鸡汤全是泡沫。耙子撕开信封，发现二师兄偷回来的根本不是盐而是尿素。有人开始恶心，接着全部呕吐。尿素中毒。怎么办？不找卫生员，可能会出人命；找吧，偷鸡曝光。人命关天，他们决定去找卫生员求助，结果可想而知：批斗、挨处分。

赌博事件。成都知青老歪，由于人高马大，自己的口粮根本不够吃，除了挖山药、偷红薯、木薯，还经常厚着脸皮找女知青接济。一天，为赌20斤饭票，他与驼子打赌：一顿吃2斤米煮的饭。大家知道，正常情况，1斤米大约可以煮出2.5斤饭，2斤米那就是5斤饭啊。一顿吃了，可能吗？驼子拿出20斤饭票，和他打赌。在众人的见证下，老歪居然真的一口气吃下了2斤米煮的饭。不过，虽然赢了20斤饭票，当天晚上在床上翻秋打滚，差点就挂了。

婴儿事件。下乡第二年，一天早上，有人在离生产队不远的林子里发现一个早产的死婴，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因为，在此之前从没有发现哪个女知青大过肚子或为此请过假。“未婚怀孕？梅梅三三，丢死人了”。

查。指导员平直觉认定此事是知青所为，而且是本队的知青。可是认真调查了好几天，居然没有查到一点蛛丝马迹。指导员不死心，由公开调查改为暗中调查，几个月过去，仍然没有头绪，最后不了了之。指导员一度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

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过，等墙“透风”，已经时过境迁了。事后证明，指导员的直觉的确厉害，他当初的“认定”是对的，此事的确是母猪山生产队的知青所为。一名成都女知青不“小心”怀孕，由于不敢去医院堕胎，便用白布裹腹，硬是瞒过众人，活生生导致早产且自己将死婴丢弃。可见这位母亲的忍耐力之坚钢，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得到的，完全超出常人的生理极限。如果说战争年代中的大批优秀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话，那么和平年代中的大批知识青年又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呢？至少，这位未婚母亲的身体就不是“一般材料”。除非“母猪山生产队”的女人与众不同。“母猪山生产队”，因此而出名。

荒唐年代荒唐事。这还不算，还有更荒唐的。

门板事件。下乡第三年，一对上海知青偷尝禁果，不知是因为兴奋过度，还是因为紧张过度，或者是因为身体与众不同，反正偷情后两人居然像狗一样下身连在一起，无法分身。两人虽然痛苦难耐，还是坚持不让别人知道。可是，努力半天依然毫无办法，两人才开始慌了。去医院吧，一动就疼，根本起不了身，何况还是光溜溜的。不去吧，这样拖下去，可能有性命之忧。此时此刻，才知道什么叫上天无门下地无路，连死的心都有了。男的决定牺牲自己，成全女的。女的坚决不同意，何况根本无法起身拿刀。万般无奈，最后两人商定，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两人不顾羞耻，赤身裸体呼叫救命。知青们推开门，全傻了。

在农场，知青算得上是“见多识广”的人了，虽然边疆经常见到交配的狗会这样，人居然也会这样，别说见了，简直是匪夷所思，闻所未闻。众人一筹莫展，有人建议强行帮他们分开，有人建议用冷水帮他们降温，有人甚至建议往他们身上浇米汤胶乳润滑。可是，一动他俩就叫，用冷水浇他俩更叫。叫来卫生员，卫生员瞠目结舌，头摇得像破浪鼓；请教老工人，老工人更是惊得嘴巴可以塞进鸡蛋，不但认为务里寡俗，还觉得怪里古懂，甚至说恐怕是鬼附身了，必须舍去一人。一听要出人命，大家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怎么办？知青们束手无策，最后干脆用毛毯把两人包裹起来，用门板抬去医院。

好笑的是，还没有到医院，在半路上两人就自然分开了。更好笑的是，因为荒乱，去的时候根本没有带两人的衣服，而知青们又都是穿背心半截裤，有的甚至赤膊上阵，连背心都没有穿。所以，两人虽然分开了，因为没有多余的衣服，仍然用毛毯包裹着抬回来。由于使用的是门板，又是两个人躺在上面，至少需要四个人抬。去的时候，因为人命关天，因为是战友，大家心无杂念争先恐后抢着抬；回来的时候，见俩人什么事没有，还“安逸”地躺着让众人抬，有人就开始偷奸抹滑了。高一脚低一脚，摇摇晃晃，走走停停，有几次甚至差点将两人滑下“担架”。可以想象，那场面有多么滑稽，多么尴尬，多么要命。所以，俩人被抬回来后，羞于见人，不久就悄悄地离开了农场，有人说回城了，有人说去了缅甸，有人说去了泰国，反正从此再也没有消息。人虽然走了，事情却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他俩是因为方法不对，需要好好学习；有人说，他俩可能都是属狗的，不能配对；有人说，可能因为水土不服，需要适应；有人说，热胀冷缩，小镇天气太热，外省人不能在这里干这种事，等等。甚至，有人更玄乎，用“天时地利人和”来论证，说干这种事与打仗一样，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一时间，此事成了小镇最热门的话题。“母猪山生产队”，因此名声大噪。

水涨船高，“奇葩小镇”，也因此名声大噪。

人们叹息、唏嘘，嘁嘁议论。众说纷纭，乐此不彼，越传越神。到底是什么原因，至今也是个迷。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此事虽然“务里寡俗”，却无意中或多或少震慑和挽救了一大批“有色心无色胆”的年轻人。因为 “好奇害死猫”，加上生活枯燥，当时很多“猫”由于“好奇”都在悄悄打“尝鲜”的鬼主意。此事一出，让那些“有色心无色胆”的“猫”顿时害怕了，自然“规矩”多了。仅从这方面说，他俩“以身犯险”，值了。牺牲我俩人，拯救一批人嘛。

后来，多余人写小说，就此事上百度查询，也没有得到准确答案，只说人类发生这种“好事”的概率微乎其微，大概是亿万分之一。可就是这“亿万分之一”，偏偏就发生在小镇。你说怪不怪？只能说，梅梅三三，太怪了。

这还不算，还有更怪的。

蜂王事件。成都知青二师兄，一日心血来潮，收养了一窝小蜜蜂。为了留住小蜜蜂，他学着湖南老工人的做法，冒险把蜂王的翅膀剪掉。没想到学艺不精，在放回蜂王时不幸被小蜜蜂蛰伤。一个大男人被小蜜蜂蛰伤，本来没什么，问题出在他一缩手，蜂王随之掉在地上。蜂王掉在地上，本来也没什么，捡起来就行了。可是，事就是那么凑巧，一只老母鸡突然蹿出，居然一口把蜂王给“咪西”了。这下算是捅了“蚂蜂窝”，问题就大了。失去蜂王的蜜蜂，一下子炸窝了，几万只蜜蜂离开蜂箱，吼叫着像无头苍蝇在空中盘旋。在小镇，由于经常都能见到空中成群的蜜蜂飞过，所以，开始大家都并没有在意，等到发现情况不妙四处逃散，为时已晚。小蜜蜂完全失去“理智”，疯狂地向人、向动物、向一切移动的目标发起自杀式攻击。一时间，平静的生产队突然变得鸡飞鸭跳、人仰狗翻，俨然当年日本鬼子进村了。

队长又恰巧外出开会，指导员习惯性地吹响哨子，生产队更是乱成一锅粥。万副队长冲出来，恶狠狠地抢过指导员的哨子，丢出几十米远。万副队长冷静下来后，“命令”指导员通知妇女孩子躲在房里，自己带领男人们做火把对付疯狂的蜜蜂。

一场罕见的“人蜂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幸运的是，失去蜂王的蜜蜂，非常“愚蠢”，虽然乱成“一锅粥”，但并没有“四分五裂”，而是“一窝蜂”在空中低空盘旋，离地面只有几米高，为火烧提供了可能。万副队长带领几十名知青，用毛巾、床单包裹着头，举着一支支用麻袋、衣服、扫把、柱子等杂七杂八的东西临时做成的火把勇敢地冲向蜂群。就这样，火把点燃时冲向蜂群，火把熄灭时又退回到屋里。火把所到之处，成群的蜜蜂向雨点一样飘落在地上，非常惨烈。更惨烈的是，落在地上的小蜜蜂，很多只是被烧掉翅膀并没有死亡，落地后依然四处爬行，有的寻找新的目标伺机攻击，有的围着死去的同伴低头默哀像是在化悲痛为力量。可怕的是，失去翅膀四处爬行的小蜜蜂，比空中的小蜜蜂更玩命更疯狂更难对付：空中的小蜜蜂只是对活的目标攻击，地上的小蜜蜂连石头都不放过；空中的小蜜蜂可以用火烧，一烧一大片；地上的小蜜蜂只能用脚踩，一次只能踩死一两只。就这样，烟熏、火烧、脚踩，经过长达一个多小时惊心动魄的“战斗”，人蜂大战才基本上结束。当然，也不排除很多蜂是自己在空中盘旋累死的。“战斗”结束，母猪山生产队一片狼藉，到处是哭爹喊妈的人和动物，遍地是丢盔弃甲的物品及伤痕累累的小蜜蜂。很多人被小蜜蜂蛰伤，变得“瞎迷倒眼”“龇牙咧嘴”“歪瓜裂枣”，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特别是“罪魁祸首”二师兄，因为戴罪立功心切，被蜂蛰伤得不成人样，脸肿得像猪头，俨然猪八戒——如此看来，驼子送他的“二师兄”绰号，不但没有冤枉他，还有先见之明啊。还好，是小蜜蜂不是马蜂，否则小命难保。几十年后，回忆起当年的荒唐事，二师兄还后怕，拍着胸脯说：梅梅三三，云南的蜂，太他妈吓人了；那天，硬是闯鬼了；通过那场人蜂大战，老子终于知道“奋不顾身”“群龙无首”“擒贼先擒王”的真正含义了，终于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语录的伟大、正确了，一辈子不得忘。

后来，多余人为写小说，上百度查询，答案居然是否定的。蜂王死后，蜜蜂会自动再造蜂王。在刚失去蜂王的时候，蜂群会有一个混乱时期，几天后由于工蜂给蜂巢中的蜂蛹喂食蜂王浆，新的的蜂王就会诞生。如果同时诞生两只蜂王，就协商平均分家；如果有多只蜂王同时“出台”，则会相互厮杀，胜利者成为新的蜂王。当然，如果是专业养蜂人的话，最直接的方法是从其他蜂群中引入一只新蜂王。发生那种全体“自杀式攻击”现象，也是“微乎其微”。可就是这“微乎其微”，同样在小镇发生了。你说奇不奇？只能说，梅梅三三，太奇了。

这还不算，还有更奇的。

麻雀事件。当地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一点不虚。某年大暑这天，母猪山生产队的最高气温估计超过43度。到底有多热？口说无凭，举个例子：有人丢了只解放鞋在晒谷的水泥地板上，一个多小时鞋底就晒化了。别说人不敢在水泥地上走，就连鸡走上去都会“跳舞”。

这天中午，天气实在太热，宿舍待不住，一些知青跑到井边冲凉，一些知青跑到有风的树下乘凉。坐在树下乘凉的知青，发现从树上飞下一只麻雀落在几米远的地上，翅膀张开下垂，烦躁不安，呼吸急促，摇摇晃晃站立不稳，一会儿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看症状明显是中暑了。在农场，鸟中暑的现象并不稀奇，可以说见怪不怪。所以，知青们一开始并没有在意。“稀奇”的是，接下来知青们看见令人无法相信的一幕：另一只麻雀快速从树上飞落在中暑麻雀旁边，一会儿扇动着翅膀，似乎给地上麻雀降温；一会儿嘴对嘴，似乎在掐“鸟中”或者做“鸟工呼吸”，几分钟后硬是成功救活了中暑的麻雀。当然，虽然眼见为实，也不排除中暑的麻雀是自己苏醒的，同伴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真假，谁知道呢。反正，知青是亲眼所见。而且，不是一个，而是十几个知青亲眼所见。

后来，多余人为写小说，上百度查询，遗憾的是，大数据里根本就没有答案。你说奇不奇？只能说，梅梅三三，奇了怪了。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些奇事、怪事、荒唐事，听起来像“吹牛不打草稿”，更像天方夜谭，而知青们却“有幸”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了。从这方面说，知青的下乡“经历”虽然艰苦，但还是“值”了。虽然短短八年，经历却“丰富多彩”，可以说，“久经沙场”“千锤百炼”。 或者说，中国的广大农村的确是个“广阔的天地”，在广阔的天地的确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历过千奇百怪的事，自然能战胜千难万难的苦。所谓，“彩虹总是在风雨之后”“不经风雨怎么见彩虹”“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几十年后，在经“久经沙场”“千锤百炼”的广大知识青年队伍中，涌现出无数的作家、画家、企业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甚至国家栋梁，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用国语说：水到渠成，大器晚成。

用孟定话：梅梅三三，不得个了。

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插队知青”，即从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知青，约2000万人。他们虽然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但还是享受国家的一些特殊政策：招工、招干、推荐上大学，如遇机会，还可以被抽调回城；有的地方还有肉票、油票、肥皂票，甚至洗澡票、月经带票等，虽然出现了价值“5分5厘油票”、“0.02市斤肉票”等等这样“奇葩”的票证，但有总比没有好。蚂蚁也是肉嘛。

另一类是“兵团知青”，即从城市到“生产建设兵团”当“兵”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实际上是农垦工人，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这样的知青约200万人，约占全国知青的十分之一；云南约10万人，其中北京知青1万、上海知青4.9万、成都知青1.6万、重庆知青2.4万。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70年前后到“生产建设兵团”的，时间已经七八年；由于他们常年生活在祖国的大西南、大西北的荒凉地区，条件艰苦看不到前途，又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所以，后来的知青返城“风暴”，从西南边疆平地而起，也就不奇怪了。

总的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能量是巨大的，不能视而不见。20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多数都是到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插队落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任劳任怨，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用青春和汗水作出了可歌可泣的业绩。他们耕田耙地、屯垦拓荒，脸朝黄土背朝天改天换地；他们教书育人、传播知识，潜移默化改变农村精神面貌。他们给农村和边疆带来了巨大的活力，无论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抛开全国不说，抛开其他贡献不说，仅橡胶种植，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知青，竟在一千多里的国境线一侧种下200多万亩橡胶树，平均每人20亩。不难想象，在原始森林种20亩橡胶是什么概念？仅砍树、建带、挖穴，就让人脱几层皮。种一棵橡胶苗，首先是砍树。用斧砍树，小树好办，大树就麻烦了，一天砍不了几棵不说，还随时有生命危险；建带，在山坡上开一条几米宽的林带，深度随坡度而定，最深的有一人高；挖穴，在林带上挖一个底宽70公分、上宽80公分、穴深90公分的橡胶坑，靠一把锄头一下一下的挖土提土，一般的人一天挖2个都够呛，何况一天的任务最少7个，整不好会累死人的。传闻，有的农场的确累死过人。

就孟定小镇而言，知青在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工程中，尽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对于孟定农场来说，1970年10000多名成都上海知青的到来，是继1958年首批400名专业军官、1960年湖南2000名支边人员、1969年800多名昆明知青知青到达后又一个对农场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

无庸讳言，知青有知青的缺陷。虽然总的来说，知青素质较高，吃苦耐劳，多才多艺，有情有义。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加上“懵懂”，所以发生一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五谷不分、出工不出力等现象，这是事实。特别是为了回城，还出现很多“奇葩”的人和事，这也是事实。但是，这样的人和事毕竟是少数，不能“盲人摸象”。更何况，有的缺陷源于“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所以，对知青的贡献和功绩，绝不能因为“大返城”就一票否定。

正所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为了回城，一些知青绞尽脑汁，可以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假结婚，有的假离婚；有的有病不去医院，情愿忍受病痛的折磨加重病情；有的无病去医院，为的是去“找病”；有的请客送礼，托关系搞假证明；有的体检时喝碘酒、在背脊上帖锡箔，更有甚者，有的甚至自残。目的只有一个：回城。

他们从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到现在已经二十四、五岁了，虽然很多人已经恋爱，甚至“未婚享受已婚待遇”，却很少有人结婚。他们不是不想结婚，而是不敢结婚，尤其是不敢与当地人结婚。因为不结婚，多少还有点回城的希望；一旦结婚，就可能永远扎根边疆了，而且献了青春还要献子孙。他们在心底始终留有一线希冀，虽然渺茫却从未磨灭，那就是回城，回到故乡和亲人身边的。所以，再苦他们忍，再累他们耐。一句话，忍辱负重等待回城。但是，“忍辱负重”终归是有极限的。就像吹气球，到了极点，最终是要爆炸的。1978年终于到了极限。一场知青“回城风”，从西南边疆平地而起，由小及大，逐步升级为大风暴。

“风暴”背景。

很多人认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落幕，是和“十年动乱”的结束联系在一起的。从大的背景上看，也许是对的。但从具体“落幕”时间看，“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是在“十年动乱”画上句号两年以后的事情。因为，1977年8月，华国锋主席在政治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上山下乡：毛主席关于“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贯彻执行。当年，知青的数量又有增加171万。可见，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后，“上山下乡”运动不但还没有结束，“知青”人数反而比1976年更多了。所以，“上山下乡”运动落幕，或者说出现重大的“转机”，不是在“十年动乱”结束的1976年，而是在“不同寻常”的1978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7月3日，胡耀邦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9月12日，李先念召集国家劳动总局、知青办、团中央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题讨论知青问题。10月9日，李先念主持会议，第二次专题讨论了知青问题。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又一次详细讨论了知青问题。由于“高层”领导对“上山下乡”有了新的认识，舆论上不再一味地强调“扎根农村闹革命”了，各地知青政策开始作出了一些调整：有条件的城市，不再动员学生上山下乡；已下乡的知青家庭，父母可以提前退休由“子女顶替”；新的毕业生，不提“一片红”，不搞“一锅端”，而是采取“四个面向”，等等。

随着这一系列的政策松动，“上山下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1978年，全国计划“上山下乡”的人数134万人，实际只有48万人。而知青通过种种途径返城的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55万人。几乎全国所有的知青都在思考着回城、期待着回城、等待着回城。在乡下，准备办理病退、困退的知青，四处活动，寻找回城的理由；在城里，请假、探亲的知青推迟回乡，希望能够找到回城的门路，至少也想“听听风声”，或者“轧轧苗头”……

回城，回城。“回城”成了所有知青共同的心愿。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云南的知青为回城，发生了“抬尸游行”、“罢工游行”、“集体卧轨”、“绝食请愿”等事件。

“风暴”源头。

在自然界，风的形成是由于空气受热或受冷而导致的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产生移动的结果；风暴的形成，是因为地面温度高气流上升，海面温度低吸收地面上升的空气形成的。但是，不是所有地面空气向海面流动就能形成风暴的。风暴的产生必须有个前提条件：预先要有一个弱的热带“涡旋”存在。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机器的运转，都要消耗能量，这就要有能量来源。风暴也是一部“热机”，它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在那里转动，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要有能量来源。在一个事先已经存在的“涡旋”里，涡旋内的气压比四周低，周围的空气挟带大量的水汽流向涡旋中心，并在涡旋区内产生向上运动；湿空气上升，水汽凝结，释放出巨大的凝结潜热，才能促使风暴这部大机器运转。所以，空气的上升运动是生成风暴的一个重要因素，必要条件则是先存在一个弱的“涡旋”，也就是源头。

“回城”的大风暴的产生也是这样的。思想不稳定，相互串联形成“风”，没有“涡旋”，形成不了“风暴”。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大“风暴”的源头，居然是一封“青涩”的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这封信，可谓“四两拨千斤”。

1978年10月，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在云南广大知青中迅速传播：

敬爱的邓副总理：

回顾以往的斗争历程，特别是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您那坚韧不屈，敢说敢干敢斗争的坚强性格，给我们广大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敬佩您，信得过您，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腹语向您倾诉。

我们是1970年到云南橡胶农场支边的知识青年。岁月流逝，一晃已是第8个年头了。我们有很多思想和看法，向敬爱的副总理汇报。当然，我们知道你日理万机工作无暇，不过我们觉得思想不能解放，问题不能解决，那么我们就迈不开新长征的步伐，而四个现代化也就不能在边疆尽快实现。因此，大胆冒昧打搅敬爱的副总理，我们迫切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和指示。

目前，我们知青当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在来到边疆的这八年的艰苦环境考验过程中，有的人日益堕落了，有的正在消沉，有的感到渺茫。总之，都不安心，各种情况都有。

1、少数青年被阶级敌人所拉拢勾引，走上犯罪的道路，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2、有的青年感到生活枯燥无味，思想空虚，逐渐沾染各种不良习气和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思想，追求享受，热衷于吃喝玩乐，产生偷窃、赌博、打架滋事和生活作风腐化等现象，虽然大错不犯，但小错不断，社会影响很不好。

3、有的青年刚来边疆时，工作学习尚肯努力，现逐渐消沉，对生活和前程失去信心，麻木不仁，默默无声地度日。这类人数很多。

4、有的青年草率结婚，把自己圈在小家庭里，让家务事缠于身，以期得到慰籍，填补精神上的空虚，经常自叹：这辈子就这样算了。

5、有的女知青为了离开这里，纷纷到外面寻找对象，匆忙结婚了事。女知青的大量外流，使农场男女人数造成很大差距，出现找不到对象的“饥荒”，引起男青年思想极大的波动。

6、有的青年擅离农场，一去不返，长期呆在家中，靠父母供应衣食，荒废自己的青春年华。

7、有的青年工作一贯积极肯干，要求上进，先后入团入党，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但近些年来，他们中一部分也有了变化，思想逐渐消沉，精神不振，干劲不大，虽然牢骚不常发，但一谈回家之事，劲头十足，同样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8、有的青年生活热情日减，终日谈回家之事，对生产劳动没有干劲，或者怠工，懒洋洋的。

以上几点是我们这里知识青年的大体情况，由于一心想回家，还造成些不良倾向，归纳起来如下几点：

1、由于对生活失去信心，吸烟、酗酒的现象日益增多，知青吸烟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酗酒现象也到处可见，特别是在逢年过节，趁伙食稍有改善，许多青年便狂饮滥吃，伴之猜拳行令，真是一片乌烟瘴气。此种现象已成“蔚然成风”之势，愈演愈烈，不可遏止，简直令人感到遗憾。

2、为了达到回家目的，许多青年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途径，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近来，农场医院门庭若市，求医者络绎不绝，然而真心实意治病者则寥寥无几。多数人不是来治病而是来“找病”的，希望术道高明的医生能从自己身上找出毛病来，以便能通过病退这一途径回到家乡。无病找病者且不说，就连那些本身患病的青年，为了保持病状，争取病退，有药不服，情愿忍受病痛的折磨，往往前脚刚出医院大门，药品针水就扔进草丛水沟。更为罕见的是，有的青年实在找不出病，就人为地造病，故意乱服危险药品，为造病创造条件，结果弄巧成拙，造成事故的发生，甚至丢失生命。返家心切的宿愿达到何种程度。

3、由于思想被动，造成出工不出力和消极怠工现象也日益增多，遍及全农场。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已经并且将继续给国家在经济上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要清除这一弊病，不言而喻，最好的办法是采纳知识青年梦寐以求的宿愿——回自己的家乡。

以上几点是我们知识青年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当然没提出来的问题还很多很多，可以说是枚不胜举。

总之，从我们大多数来讲，到边疆已有七八年之久，接受再教育的时间也不算短。风吹过，雨淋过，种种考验都经历过，年龄在增长，一些个人问题迫在眉睫。家中父母也日益衰老，需要我们去膝前尽做儿女的本分，我们要回去的心情是可以谅解的，也希望邓副总理能谅解。这些年来，同样，我们的父母也不知为我们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他们望眼欲穿地盼念着我们，心操够了，泪流干了，该是让他们安心的时候了。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上千万，如果知识青年问题早日妥善得到解决的话，那么我们这批知识青年的力量以及父母为此操心而分散掉的精力，用到建设“四化”上去，将会产生何等巨大的推动作用啊！“四化”也就更有把握实现了。相反，让知青不安心，家长不安心的不堪局面继续下去，对实现“四化”，抓纲治国，都是不利的。谁也没有理由拖“四化”的后退呀。

为此，我们农场的知识青年以最诚挚的心情向您——邓副总理恳切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吧！

我们深信您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以及这一正当要求，也一定会采取正当的措施解决知青的具体问题以及困难。

我们殷切地等待您的指示。

最后，我们全体知识青年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祝您健康！

云南西双版纳知青

这封信，只有2000多字，虽然语句朴实无华，还有点羞羞答答，甚至有点青涩，如同手抄本《第二次握手》。青涩，要么是作者的真情流露，要么是作者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因为，正是它的“青涩”“朴实无华”，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读者。别说知青，就是农场老职工看后也热血沸腾。

知青沸腾了。“涡旋”形成，暗流开始涌动，干柴等待火种。

更没想到，点燃导火索的“火种”居然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女知青瞿林仙的意外（又是意外）之死。

瞿林仙，上海知青，1971年“上山下乡”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即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营七连（后为七分场七队）当知青。她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1975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成为云南省曲靖农业水利学校的一名中专生。毕业后，她放弃了留曲靖水利部门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工作，并与相恋多年的同乡知青喜结连理。不幸的是，她意外怀孕（又是意外，当时知青都不敢要孩子），临产时碰到“不学无术”的医生。1978年10月一天凌晨，她临产，急忙叫爱人去分场卫生所请医生。当天值班医生是个“赤脚医生”，不但缺乏经验，而且粗心大意。检查后，他认为临产时间还早，叫了一位接生婆来，自己就回去吃中午饭、午休。下午3点多，瞿林仙的儿子终于呱呱落地，但其胎盘迟迟没有脱落而滞留在体内，导致大出血，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不幸死亡。这期间，恰是版纳知青思想动荡、不稳定时期。瞿林仙的突然离世，像点燃了导火索，长期来压抑在知青心头的种种不满情绪迅速暴发。消息传开，七队的知青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知青们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求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瞿林仙意外死亡的医生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与农场僵持了两天没有结果，于是，七队的知青及附近生产队知青约200多人，组成请愿队伍抬着瞿林仙的尸体，前往州府请愿。在州府抗争三天，终于有了结果：第一，对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第二，同意开追悼会，瞿林仙享受因公死亡待遇；第三，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并责成农场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至此，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满足，同意返回。

然而，请愿队伍在返回路的路上，意外（又是意外）的遇到了另一支更大的知青游行队伍。这是一支近1000人的“罢工”的大军，他们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事后才知道，领导这次“罢工”的知青就是写那封公开信的人。他命令“罢工”大军堵住道路，对犹豫不决的请愿队伍的知青们说：“你们不要被小恩小惠迷了眼睛。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要么当一辈子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回城。《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知青要回城，全靠我们自己。想一想八年青春付之东流，你们还犹豫什么？我们还等什么？罢工。立刻罢工。”不愧是写公开信的人，几句话就让知青们群情激奋。于是，两支队伍合二为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命运的“抗争”行动。

就这样，“追究医生责任”变成了“要求回城”，“请愿游行”变成了“罢工游行”，并且迅速得到全省知青的响应，纷纷举行游行罢工声援，并组织“请愿团”进京请愿，甚至还发生“集体卧轨”事件。反常的是，唯独孟定农场的知青一直按兵不动。太反常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全省知青“轰轰烈烈”请愿游行时，孟定农场异常平静。知青们默默地出工，默默地等待。他们耐心等待“联谊会”的决定。通过“国平事件”、“高考事件”，此时的“联谊会”已经取得了知青的高度信任。遗憾的是，“联谊会”对请愿游行意见不统一，“会长”反对，副会长刘卫东支持，副会长马儿不表态。召开全体成员大会讨论，支持的人认为，不能再等待了，应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不成功则成仁；反对的人认为，知青们高度信任我们，我们应该对他们负责，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应该等待最佳时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双方都有道理，争论不休，一直不统一。

马儿一直在沉默、观望、等待。等待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在等待“知青工作会议”精神。就在知青“罢工”的关键时刻，知青工作会议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会议决议。决议不仅肯定了“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特别指出：

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

正是这一条，让农场知青彻底绝望了。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八年的青春岁月，最后，不但回城的路给堵死了，连“知青”的身份也被“剥夺”了。广播还没完，母猪山生产队的知青首先炸锅了：

“抗战八年，日本鬼子都投降了。”

“苦了八年，最后连知青的名分都没了。整啥子嘛。”

“锤子，就是老兵也该复员了。”

“凭啥一辈子扎根边疆？犯人也有刑满释放的一天。”

“这样活，宁愿死。”

“不能沉默了，立即罢工。”

……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言辞越来越激烈。有人提议写血书，有人声称要自杀，有人扬言要杀人。

马儿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抽烟，驼子、刘星默默地陪在他身边。

在母猪山生产队，马儿可以说独一无二的，算得上“将才”。表面上，不卑不亢，与所有的战友、老工人关系都不错；背地里，真正与他走得近、谈得来的人不多。知青中只有国平、驼子，回乡青年中只有刘星、刘踅孀。遗憾的是，国平还在牢中，刘踅孀已于几个月前参军。

刘踅孀出生在军人家庭，父母开明，家庭民主，刘踅孀从小就与众不同。他的名本来叫“刘雪霜”，上初中时，他自己改为刘踅孀。虽然音同，但意思与原名已经不搭边了。踅，释义：折回；孀，释义：寡妇。“踅孀”他的解释：徘徊的孤家寡人。从小父母就要求他不给别人添麻烦，长大后不给别人添麻烦成为一种习惯。他少年老成，善思考，喜独行，常常一个人去游泳、垂钓、爬山。他利用假期，一个人游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去领略和感受伟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他身上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别人手表戴左手，他偏偏戴右手；别人喜欢听“流行歌曲”，他喜欢“革命歌曲”；别人喜欢鹦鹉画眉，他喜欢“织布鸟”“臭咕咕”；别人尊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偏偏喜欢枯燥的哲学、历史。在学校经常问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很多老师见他就头疼。比如，他问语文老师：《义勇军进行曲》最后一句“前进、前进、前进进”是否多个“进”字呢？老师吓得不敢回答。他与月儿青梅竹马，在学校也一直呵护着月儿。月儿一直迷恋、甚至公开表示喜欢他。可他对月儿若即若离，更像大哥哥对小妹妹。月儿几次赌气不理他，他依然如故。月儿气得牙痒痒，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到生产队后，他更是寡言少语、埋头苦干，完全封闭自己，除与马儿、国平等少数几人交往，几乎不参与集体活动。月儿与刘星之所以“闪电”般确定恋爱关系，虽然与那次“意外事故”有关，但或多或少与他对月儿“若即若离”态度有关。或者说，月儿最先或多或少有赌气做给他“看”的意思。没想到，“弄假成真”或者说“阴差阳错”，月儿被刘星的人格魅力征服。别说他没想到，连月儿自己也没想到。所以，月儿与刘星确定关系后，他表面没说什么，内心却极其痛苦，但悔之晚矣，过了这个村已经没有这个店了。经过苦苦思考，在与父母沟通后，他毅然决定参军。他父母都是军人出身，当然全力支持，并通过关系，送他去了昆明某部队——他父母过去的老部队当兵。

马儿抽完几根烟，心里已经作出决定。他抬眼望望驼子又望望着刘星，明显是征求他们的意见。脾气暴躁的驼子，此刻异常冷静，他想先听听刘星意见。刘星思索片刻，没有正面答，而是认认真真地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式。

首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文章一发表就引起极大的震动，很快引发一场对“真理”的大讨论,随后各省市负责人纷纷表态，接着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同志进行了尖锐的面对面的批评和辩论，在闭幕大会上,邓小平所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对这场讨论作了结论性总结。

其次，中越边境剑拔弩张。越南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两国陆地边界线长达2000多里,就连“越南”的国名都源于中国清代嘉庆皇帝所赐。历史上，越南北部一直属中国，秦朝在岭南设置南海等三郡，西汉设交趾郡等九郡，东汉设交州，唐设安南都督府，直到1885年中法签订《中法新约》，中国承认越南独立，正式划定了中越双方的疆土，结束了中越边界线的千年纠葛。近代以来，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两国命运相关，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情同手足。越南老一批革命者都有在中国战斗生活的经历，两国共产党在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越南领袖胡志明曾在广东参加过中国的大革命，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二大”将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时，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两军历史上，还产生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越南人民军“双料”少将洪水。在越南抗法斗争中，刚建国的新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团指导越军对法作战；在越南抗美斗争中，中国不但派遣防空部队和工程部队进入越南，还源源不断地向越南提供大量物资。

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紧张，越南与中国越走越远，却苏联越走越近。1975年越南与苏联发展为亲密的外交关系，1977年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党章里的毛泽东思想被取消，在国内开始疯狂排华，驱逐华侨。同时，在中越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派遣武装人员越界进行侵扰，推倒界碑，蚕食边境；对已划定的陆地、海洋又提出新的主权要求，并出兵占领南沙群岛部分岛屿。为此，中国于1978年5月停止21项援越项目。但此时，越南已经在联苏制华、称霸半岛的路上越走越远，特别是随着“中美”恢复外交接触，中越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更严峻了，中国军队9个军、22万人云集广西、云南中越边境，箭在弦上，剑拔弩张。

第三，《知青之歌》作者平反。《知青之歌》原名《可爱的家乡》，也叫《南京知识青年之歌》，作者是南京知青仁毅。

任毅，南京五中毕业，1968年12月下乡插队落户当知青。1969年5月的一个晚上，仁毅到附近插队的同学处玩，听到了从南京去新疆插队的高世隆同学所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那低沉、缓慢、思念家乡的词曲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知青。由于原曲太短，歌词也太简单，不能完全抒发他们的感情。一个知青说道：“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我们知青也该有首自己的歌曲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深夜，任毅毫无睡意，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创作。当天晚上，《可爱的家乡》一气呵成。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

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

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

生活的脚印深陷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

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

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

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

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在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年代，《可爱的家乡》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中华大地上迅速传播。

一天，任毅接到同学的来信，得知《可爱的家乡》已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歌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他晚上偷偷地收听莫斯科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国知青朋友们，下面请听《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随着熟悉的旋律的响起，任毅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在当时的“冷战”气候下，美苏是我们不共戴天之敌。既然“苏修”支持了，那么，中国肯定该反对了。

果然，《可爱的家乡》引起了江青、姚文元的重视，批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1969年12月，任毅被逮捕。1970年5月24日，调查组作出《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其中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有两点：一、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二、编写反动黑歌《可爱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结论：经研究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6月6日，“革委会”在《处理案件呈批表》上签下意见“同意”。通常情况下，只要“革委会”审批，任毅的脑袋就难保了。然而，奇迹就发生在最后的环节上。时任省“革委会”负责人许世友将军，审阅判决书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这么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将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硬是把任毅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7月11日，省“革委会”书面回复：判处任毅有期徒刑10年，送南京娃娃桥监狱。1978年5月，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背景下，南京派专人对“任毅案”进行全面复核。复查意见写道：任毅所作的歌曲《可爱的家乡》是有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流露出消极情绪，某些措辞欠斟酌，但不能认定为反动的文艺作品。创作《可爱的家乡》的行为更不能认定为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犯罪行为。撤销原判，无罪释放，安排工作。

任毅出狱的消息像一阵春风，很快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刘星分析当前的形式后，说：“大凡成事者，必占天时地利人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天时；云南地处中越边境，为地利；全国关注知青命运，为人和。各界人士对知青返城的要求给予理解与宽容，对上山下乡能否照以往的样子搞下去，表示怀疑和异议。现在，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基本具备了。” 这实际是没有回答的回答。

马儿点头，刘星的分析完全与他的观点吻合，其他知青也信心倍增。

驼子惜字如金：“干。”驼子并没有说“干什么”，但战友们似乎都明白“干什么”。神奇的汉子，神奇的战友。

马儿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终于到了国平说的拼死一搏，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时候了。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马儿对“联谊会”的争论已经失去兴趣，决定组织本队及附近生产队的知青先行动，生米煮成熟饭。有人提议请老夫子算一卦，被马儿断然否决。马儿曾与刘踅孀、老夫子探讨过《易经》，他发现自诩专家的老夫子对《易经》的研究理解，居然还没有刘踅孀对《易经》理解的透彻。刘踅孀认为《易经》是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古哲学书籍，老夫子则认为《易经》是用于占卜的神学书籍。马儿更倾向刘踅孀的观点，所以，对老夫子的占卜不屑一顾。但是，为鼓舞、提振大家的士气，马儿还是从枕头下拿出一支事先准备的占扑用的卦，说：“我早上在耙子那里抽了一挂，现在请耙子给大家解挂。”耙子装模作样地看了看，说：“这是易经六十四的第一卦，乾卦。乾为天，是上上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卦是同卦，由六条阳爻组成，是极阳、极盛之相，表明兴盛强健。主爻为九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一句话，自强不息，否极泰来。”

群情振奋。马儿决定当晚筹款、第二天举行游行。好在由于成立了联谊会，每个队都有联络员，他们连夜分头通知附近生产队的联络员，并连夜准备横幅、口号。横幅只有五个字：还我户口。口号只有三条：还我户口，还我青春；八年老兵要复员；我们是知青，我们不是农场职工。刘星提出参加游行，被马儿好心拒绝了，只接受了他和回乡青年的捐款，只有李俊不但捐款而且不顾一切地参加了第二天游行活动。这也成了后来好些知青不顾一切“怀念”他的理由。知青就是这样，爱憎分明，一码归一码。

第二天正好是孟定“敢摆”的日子，当马儿他们打出“还我户口”的横幅时，赶集的知青们自动加入到游行的队伍，当天人数达到千人。

由于决定仓促，没有准备食物、水，游行到中午，大家又饥又渴，但没有人愿意散伙，都不愿意就这样结束。马儿临时决定在孟定街集会。没有讲台，驼子别出心裁，把几辆自行车并在一起，用自行车的后架拼成临时“讲台”；没有喇叭，猴子别出心裁，用纸板裹成喇叭状，当作“喇叭”。于是，不善公开演讲的马儿被知青们推上了一米高的“讲台”。

站在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讲台”上，举着可有可无的“喇叭”，看着皮肤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黝黑的知青，马儿的潜能终于被激发出来。他清了清嗓子，大声喊道：“战友们，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不远千里，来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八年了，整整八年了。八年来，我们吃的苦，只有我们自己晓得，我们过的啥子日子，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付出了青春，一些人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默默的忍受着，等待着，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知青总有回城的一天。可是，我们等到的是什么？今天，我们不但回不了城，而且连知青的名分也被彻底剥夺了。怎么办？国际歌说的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改变我们的命运，只能靠我们自己。为了回城，为了彻底改变知青的命运，我们已经没有啥子退路了，只有背水一战，只有拼死一搏。于无声处听惊雷，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所以，我决定，明天早上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

第一天的集会，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游行队伍达到数千人。数千人知青加上围观的群众，估计有上万人。老话说，人上一千,彻地连天；人上一万,无边无沿。整条街被集会的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代课的知青，从学校抬来几张桌子，搭成临时讲台，马儿再一次被推上讲台。

有了昨天的历练，今天马儿显得成熟老练多了。他站在讲台上，望着黑压压的人群，大声说：“我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来建设边疆，八年了，整整八年了，就是抗日战争也该结束了。可是，我们呢？就像判了无期徒刑。八年抗战是为了保家卫国，我们八年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看看大家，一个个老大不小，烟鬼、酒鬼，人不人鬼不鬼，除了满身的伤病，我们一无所有，像叫花子一样活着。你们情愿这样过一辈子吗？情愿献了青春还要献子孙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要么一辈子扎根边疆，献了青春献子孙；要么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同胞们，除了回城一条路，我们别无选择。同胞们，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回城，全靠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让思想冲破牢笼，我们必须把那炉火烧得通红，必须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後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想一想八年青春付之东流，我们还等什么？你们还等什么？有苦有冤的，就上来大胆倾述吧。”

马儿的话极具煽动力，大家群情激奋，一个男知青跳上讲台，只讲了“我们要回城”一句话就放声痛哭，讲不下去。

小耳朵爬上讲台，朗诵自己写的诗《斗争》：

前进，前进！

奋勇前进。

为了理想、正义，

我们进行伟大的斗争。

祖国—我们，

这是最后的斗争。

慎重的选择吧，

失去的将不是我们。

祖国啊，母亲，

有人准备把你的儿女，

长期囚禁，

难道你还要心神不定？

听听吧，祖国，

儿女发出的肺腑之言：

前进，抗争，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蔡儿的诗获得一片掌声。接着，另一个上海知青上台朗诵了连夜赶写的诗歌《醒醒吧，战友》，把集会推向高潮：

打开记忆的窗，

如果我还没有完全忘却，

你是那样的天真，

孩子的脸上是那样的稚气。

然而我始终不相信，

又不得不相信，

站在面前的仍然是你，

满脸的胡须，

面容蜡黄憔悴，

充满血丝的眼睛，

还有仇恨的眼神，

恨尽了人间的不平。

是谁使您变成这样？又是谁使您聪慧的头脑，

变为如此呆痴？

朋友啊，原谅吧，

这是环境的逼迫，

内心的痛苦，

没有地方发泄，

只有借酒消愁。

倒了倒了，我才能忘了人间的痛与苦。

醒了醒了，我又感到生活多么痛苦寂寞。

在这异乡的孤单与痛苦，

一起涌上心头。

和我一起受骗的同学，

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

有的商调病退，

还有的靠父母的资本远走高飞，

只有无依无靠平民的接娃，

依然在这里虚度年华，

终日以泪洗面，以酒度日。

朋友啊，醒醒吧，

我们不能这样了此一生，

不能这样虚度年华。

为了年迈的父母，

为了明天的抗争，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朋友啊，起来吧，

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

发出最后的吼声，

尊严、尊严，

回城、回城，

待到春暖花开时，

我们再痛饮一杯。

上海知青朗诵完，掌声雷鸣。

接着，一个女知青上台哭诉了自己受到的侮辱。女知青哭诉完，会场一片寂静。一成都知青上台唱成都知青之歌《望断蓉城》：

几时才能回到我故乡的家园，

那滔滔的锦江水，

那壮丽的人民南路，

依旧是当年的情景

只有你的女儿啊，啊，啊，

已经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可怜哪你的女儿呀，

正在遭受那无尽的摧残

……

听完此歌，会场哭声一片。驼子趁机上台，领唱《国歌》。

此时高唱雄壮的《国歌》，从性质上看，明显不妥。没有敌人哪来“炮火”？马儿立即制止，改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

此时此刻，《国际歌》恰到好处地表达出知青的心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此时此刻，一些知青忽然明白，为什么这首歌能成为“国际歌”。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它的震撼力和凝聚力没有哪首歌曲能替代。虽然知青用错了地方。

当天，“孟定农场知青联谊会”更名为“孟定农场知青罢工请愿委员会”，并成立“罢工请愿总指挥部”，马儿被推举为“总指挥”。

总指挥部当即决定：游行队伍立即开进农场场部。于是，知青们唱着《国际歌》，浩浩荡荡向场部进发。一路上,知青们表情严肃，目不斜视，一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神态。见到熟悉的老工人也装作不认识。平时和蔼可亲的知青，瞬间变得陌生了。

一时间，传言满天飞。有人说要揪斗某领导，有人说要包围小岛，甚至传言血洗场部。场部的领导闻讯，担心人多失控，为防万一，将军火库弹药紧急转移一部分后，场部领导全部撤出，躲到附近的傣寨被保护起来，只留下一名宣传干事与知情交涉。

然而，场部的担心是多余的。

游行队伍占领场部后，“总指挥部”立即宣布三条命令：第一，全场大罢工，时间不定。第二，成立100人的纠察队，负责场部的家属、财产安全，重点保护军火库。第三，坚决杜绝打、砸、抢、偷行为，违者立即关押。事后证明，这三条“命令”非常关键，整个罢工期间没有发生打、砸、抢、偷盗行为，更没有打开军火库。可以说，秋毫不犯，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没有这三条“命令”，后果不堪设想。

罢工进行到第15天，传来版纳知青在昆明集体拦截火车的消息，也就是后来的“12•21卧轨事件”。

“12•21”？又是12月21日。知青们对这个日子刻骨铭心。10年前的1968年12月21日，伟大领袖发出了“12•21”最高指示，2000多万学生舍弃城市户口，轰轰烈烈下乡当“知青”；十年后的1978年12月21日，当年下乡的知青，为了恢复城市户口，发生了集体卧轨拦截火车的“12•21事件”。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主宰？

更巧合、更让人痛心的是，就是在“12•21”最高指示发布10周年纪念日，农场还发生了一起悲剧：五分场的一名成都女知青，不堪忍受恐慌和无助，居然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惋惜不已。她自杀的消息传开，罢工的知青立即哗然，情绪一度失控。好在，“总指挥部”很快就控制住局面。当晚，“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马儿说：“战友们，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我们罢工已经半个月，并没有引起高层的重视，今天又发生这样不该发生的事。这样下去显然不行。我们已经被逼到绝路了，退无可退。为了引起高层的重视，为了回城，我们只有抛弃一切幻想，拼死一搏。我提议举行千人大绝食。”

这个“石破惊天”的提议，立刻获得一致通过。

“总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省委，如果中央调查组3日内不到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将举行“千人绝食”，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遗憾的是，3天很快就过去了，调查组依然杳无踪影。当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200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经过庄严宣誓后，一一进入绝食现场——场部招待所大院。招待所是一个由三栋平房及围墙组成的四合院，只有正门一个铁栅栏门，把门一关，在里面绝食不受任何干扰。为表示决心，参加绝食的人进入招待所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衣服口袋翻出来，证明没有带任何食物；招待所院内水龙头全部用铁丝拧死，唯一的一口水井也被封死，铁门被锁上后，钥匙当众砸烂。

首批参加绝食的知青中，母猪山生产队有10人，其中有蔡儿、驼子、鸭子、猴子、耙子、老歪、二师兄等人。他们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然后宣誓。这种悲壮古朴的宣誓仪式，让当事者与旁观者都不由自主地涌动起一股壮烈之情。大院外几千名列队为绝食“壮士”送行的知青，也齐刷刷面朝大院跪下。这大院里外“惊天一跪”，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

“惊天一跪”几分钟后，一份事先拟就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孟定邮电所值班室，发出绝食通电。以后，每隔两小时，向外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同时，为了扩大绝食影响，按“总指挥部”的要求，每一位绝食的知青在进入绝食现场前，都留下一份给家里的“绝食电报”。这200份“绝食电报”逐一发出，犹如一枚枚炮弹，在成都、上海“爆炸”，形成了一道道冲击波，四处扩散。

绝食第三天，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多日的奔波，一些绝食的知青开始出现虚脱。晚上，为了支持、鼓励绝食的战友，知青们在招待所铁门外的草地上燃起一堆堆篝火，几千名知青围坐在篝火旁，或坐或躺，静静地听着篝火噼噼啪啪地燃烧。

躺在草地上，望着满天的繁星，不知谁带头唱起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一个传一个，铁门里外的知青全部一起唱：

抬头望见指路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困难时想你有力量

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啊...

铁门内，耙子有气无力地说：“唱个锤子。”

铁门外，一个知青大声说道：“毛主席啊毛主席，你把我们丢在这深山老林里，就撒手不管了。”说吧，放声大哭。一个传一个，哭声一片，哭声震天。

绝食第四天，终于盼来了从西双版纳赶来的中央调查组。据说，组长是国家农垦总局的领导，听说还是一位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的老干部。调查组先是去西双版纳调查，在那里接到紧急通知后，连夜从西双版纳赶过来的。

在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调查组不但尝到了知青们常吃的“玻璃汤”，还尝到了“鲜鱼汤”。所谓的“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臭扑鼻。原来是将河里长满绿苔的鹅卵石捞出来熬汤，还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鲜鱼汤”。调查组喝着“鲜鱼汤”，看着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还有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着一簇簇的野蘑菇。

这就是版纳农场知青生存环境的一个的缩影。

知青“上山下乡”到底有多少价值？今后还要再坚持搞下去吗？还能搞下去吗？调查组也感到茫然。他们也听说了，最近北京流传着某位领导一句不无幽默的话：“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对这个传言的真假，他们没有作任何评价。如果是空穴来风，那么这风从何而来？无风不起浪；如果是真的，那么问题就大了，这种话绝不是随便说的，这也许是那位大智大勇，经历过许多次风浪的老革命家放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吧。

当天，应全体知青的强烈要求，调查组与知青见面大会立即在场部的露天会场举行。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反过来，不好的开头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调查组组长走上讲台，刚说出第一句话“农场青年职工们”，台下立刻咆哮起来：“我们是知青。我们不是农场青年职工。”

组长感到尴尬。调查组接到的指示是“妥善解决、防止事态扩大”。可是，怎样“妥善解决”并没有明示。组长及其他成员对着话筒苦口婆心地劝慰大家，从罢工的危害讲到中央的决议，试图唤起知青的理智，让他们耐心等待，相信中央，相信一切会好起来的。

台下的知青不愿再听下去了。罢工副总指挥、成都知青刘向东走上台，拿起话筒，才说了句“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喉咙便颤抖了。他停顿片刻，开口道：“我，刘向东，成都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北京来的首长，当着患难八年的知青战友们，说几句心里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成都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肺腑之言。说完这些话，我想我从此问心无愧了。”

会场立刻安静下来，不安的情绪在弥漫，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做什么。

刘向东接着说：“知青要回家。我们从十六七岁下乡，整整八年了。八年来，我们该付出的和不该付出的，都付出了，我们对得起这片土地。我们天天盼着回家，因为我们的根不在这里。知青要回家，我们认为是应该的，合情合理的。现在，别说回家了，连知青的身份都被剥夺了。为此，我决定，为了知青早日回家，为了捍卫知青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强加给我们的‘农场青年职工’的身份，我将以自己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说完，他转过身，面对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匕首，一下就切开了手腕，刹那间指头粗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不等人们醒悟过来，这位成都汉子面带微笑跌倒在讲台上。

全场惊骇，一片混乱。马儿等“总指挥部”成员非常冷静，一边抢救刘向东，一边组织人维持会议，没有让会场失控。

刘向东被救护车载走后，会场已无法平静。

调查组也被震惊了，全部起身站立。组长老泪纵横，他没想到，仅仅一个“称呼”就对知青伤害得这么深。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讲台，对准话筒说：“同志们，我要郑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了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台下的爆发出了长达一分钟的掌声。

接着，他告诉台下的知青们，他也有两个孩子在农村插队，他被打倒多年，去年才重新出来工作。所以，他非常了解也能理解知青的心情与回城的愿望，但还是要请大家耐心等待一阵，让中央有个全盘考虑分批解决的过程……

然而，知青们不想再一天天等待下去了。一个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一下子跪倒在调查组面前，大哭起来：“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吧……”

女知青的行为与哭声，引起了知青的共鸣，他们一起对着台上的调查组，齐刷刷地跪下来，会场一片寂静。

组长大恸，泪流满面。面对眼前这个女知青和台下长跪不起的知青，他感到自己肩上如同压着一座山，难以承受，几乎窒息。沉思片刻，他慢慢扶起女知青，面向知青说道：“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起来吧。我现在就通过电话向中央领导请示，反映你们的真实情况和愿望。”这位老人决心冒着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风险，挺身而出，为知青们请命了。

知青们起身，静静做在会场等待。凌晨5时许，满脸倦容的老组长重新走进了会场，登上主席台。会场鸦雀无声，落针可闻。

老组长对着话筒，用略带嘶哑的嗓音说：“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可以分批返城。”

一阵窒息般可怕的静寂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声，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声。

马儿也激动得双手捂脸流泪，但他马上就冷静下来。他走上主席台，高举双手，会场好半天才慢慢静下来。马儿张嘴却发不出声音，他用手指向绝食的招待所方向，指挥部的其他成员马上明白了，一人跳上主席台对着话筒大声说：“大家不要哭了，罢工结束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快去抢救绝食的战友们。”

知青们终于回过神来，立即奔向招待所，砸开铁门，疯狂地冲进绝食现场，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有的拥抱，有的抛向空中。待命的医务人员立即制止，就地抢救，同时通过喇叭再三提醒参加绝食的知青不要动，不要急着进食，只能先慢慢喝点米汤或稀饭，以免发生危险。多数绝食知青听从医生的告诫，但还是有一些人忍无可忍，抓到什么吃什么，狼吞虎咽，不一会儿就痛得在地上打滚，被送去医院抢救。驼子由于身体强壮，根本不在乎，他抓起一把女朋友带来的麦乳精就朝嘴里塞，连冲水都等不及了。他后来还不无得意地回忆说，麦乳精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最香甜、最他妈难忘的东西了。

蔡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身体本来就差，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但是，蔡儿又是幸运的。小芳自从蔡儿“进去”以后，不顾月儿劝阻，请假一直守在门外，铁门打开后，她冲进去抱着蔡儿不准别人碰，待医生紧急施救后，她用自己的偏方，很快就让蔡儿恢复了健康。

罢工结束，知青们很快就接到通知，在自愿原则下，知青愿走的欢送，立即办理回城手续，能不能安排工作何时安排工作，根据各地情况决定；愿留下的欢迎，修缮房屋改善环境，尽量安排合适的工作；涉及知青的案件逐一复核，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虽然如此，绝大多数的知青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城。

“回城”的大门终于敞开了。

表面上看，知青返城，是由于知青的“抗争”的结果。其实不然。知青大规模返城，说到底是民意使然。“五四”宪法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徒自由，这是符合人性的。虽然后来的宪法取消了这一条，但这并不等于青年人回到出生地与父母亲人一起生活，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障。中学毕业生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去务农，如果出于自愿，当然可以；城市青年自愿到农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也值得称赞。但是强制城市中学毕业生到农村插队，且不能自由返回，就违背了民意，也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大趋势。所以，知青的“抗争”才会取得“胜利”，知青在“抗争”中的一些过激行为才没有受到追究。这一点，当时的知青是没有想到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特别是组织者，一直诚惶诚恐，担心“秋后算账”。还有一点，更是知青没想到的：大批知青回城，“就业”成了突出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就业本来压力就大，一下子涌入几百万回城知青，更是雪上加霜。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政府开始允许回城知青自谋职业。结果，使得个体和民营经济在中国重新复苏，后来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多半边天。是不是可以说，是知青的回城，催生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或者说，至少是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的步伐？如果是的话，那么，“歪打正着”，也算“知青”对社会的另一贡献了。

不管怎么说，知青“回城”的大门打开了。很快，农场知青“返城风”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就这样，几个月内，除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自愿继续留下来外，绝大多数知青都先后回城。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经历了“上山下乡”风风雨雨洗礼的知青，在各自的新岗位上继续顽强拼搏，因为有了这段特殊的“经历”，不少人迅速成为所在行业的精英。仅以文学为例，著名作家有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陆星儿等，著名作品有《年轮》《孽债》《青春祭》《狼图腾》《蹉跎岁月》《血色黄昏》《我们的田野》《今夜有暴风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是否可以这样说，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就没有这些作家作品？或者说，是上山下乡运动造就这些作家作品？

结果，这场涉及千万知识青年、牵动数亿人心、时间长达八年（如果从1955年以杨华为首的第一批北京青年赴北大荒垦荒计算，应该是23年）的“轰轰烈烈”的“震撼20世纪”的人口大迁徙的“上山下乡”运动，就这样“悄然”落幕了，而且是以这样的一种“特殊”方式。多少让人有点不可思议。

八年了，盼星星盼月亮，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可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他们却有点不知所措了，脑子一下就懵了。所以，在“落幕”的过程中，没有想象的狂欢，也没有想象的一醉方休。很多知青在办理完回城手续后，仍然有点懵懵懂懂，似乎还在梦中。拿到手续后，匆匆处理财产，匆匆就离开了。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苦尽甘来”。结束了长达八年的“煎熬”，他们完全有理由一醉方休庆贺。别说他们，就是农场老工人都认为应该好好庆贺一下。虽然老工人心情复杂：不知该高兴，还是该挽留。老工人问：“高兴吗？”知青答：“高兴。”老工人说：“高兴就应该庆贺呀。”知青淡淡地答：“有什么好庆贺的。”

是啊，庆贺什么呢？八年了，该吃的苦吃了，该流的泪流了，该付出的也付出了，回城似乎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至于功过是非，好像不重要了；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好像也无所谓了。“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最重要的是“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所以，几十年后，当李宗盛的《真心英雄》播出时，引起千万知青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听呀，这那是歌啊，分明就是我们知青当时的真实写照。

真的是“理所当然”吗？知青的想法不尽相同。一些人认为，付出了，反正当初也没有想过回报；一些人认为，尽力了，至少能坚持下来了；还有一些人认为，很多事情没有做好，很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不过，多数人离开的时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付出不图回报。

老工人的想法也不尽相同。走吧，可怜的孩子们，反正也留不住；一下都走了，农场该怎么办呀；如果能分批走，最好不过的。不过，有一点基本是相同的，那就是对知青的基本评价：知青还是不错的，至少能坚持八年就是不错的。

“付出不图回报”。真的是一群特殊材料制成的“孩子”。

结果，歪打正着，孟定小镇就这样“一不小心”就“荣幸”地成为中国知青的“终结地”，从而名噪一时。

结果，阴差阳错，“母猪山生产队”由于“诞生”了一个“总指挥”、三个“大学生”，终于“风光无限”一回。

结果，“奇葩小镇”，又增加了新的内涵。

遗憾的是，“结果”都不那么“荣耀”。更遗憾的是，“胜利”的背后是很多对恋人劳燕分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