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发生了不少荒唐事，但“荒唐年代”并不都是荒唐事。比如，发展橡胶事业，就是一件非常正经的事。
　　从人类发现天然橡胶到人工栽培橡胶，再到橡胶产业的兴盛，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橡胶事业更是举步维艰：1904年，云南德宏土司刀安仁，从新加坡购买三叶橡胶苗8000株，带回国种植于北纬24度的云南省盈江县凤凰山南坡上。1906年，海南爱国华侨何书麟从马来西亚引进4000粒橡胶种子，种植于海南会县和儋县。1940年，爱国华侨钱仿周、李宗周、木德林、姚福美、林冬兰、郑开庭6人在泰国建立暹华公司，并历经千辛万苦、百般辗转，从泰国运回国2万多株橡胶苗，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罕镇建立“暹华橡胶园”。遗憾的是，由于国家动荡，加上资金、技术、人才等多种因素，中国天然橡胶的发展，从1904年开始种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总共种植面积不超过4万亩，产量不足200吨。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作出“一定要建立我国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的战略决策，政府于1951年8月通过了《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由此，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橡胶发展时期。
　　1951年，海南建成中国第一个橡胶基地“华南垦殖局”。
　　1952年，组建林业工程一师、二师和一个独立团，分赴广东、广西参加植胶工作；年底，中央又决定开辟云南橡胶垦殖区。
　　1953年，云南成立“云南垦殖局”。
　　1954年，广州成立“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3军的1697名官兵转业，在勐海县建立了云南最早的国营橡胶农场--黎明农场。
　　1957年，全国橡胶树实有面积达到6万公顷。
　　1961年，农垦部根据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海南召开了全国橡胶生产技术会议。
　　1965年，橡胶达到8万公顷。
　　1978年，橡胶种面积达到了36万公顷，生产橡胶20万吨。
　　云南，继“黎明农场”后，又建立了9个县级国营橡胶农场。两代农场人，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以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谱写了一曲人类向大自然挑战的可歌可泣的壮丽凯歌，同时创造了“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

　　孟定农场始建于1958年。
　　1958年初，昆明军区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支援国家建设。3月15日，第一批400名转业军官来到耿马县孟定区创建国营橡胶农场。
　　耿马县位于祖国西南边陲，北回归线穿越县境，与缅甸山水相连，国境线长达几十公里，是云南通往缅甸的重要门户和陆上捷径，为国家粮食和蔗糖基地、云南橡胶生产区及蒸酶茶乡。全县辖11个公社、1个华侨农场、2个国营农场。有汉、傣、佤、拉祜、彝族、哈尼、布朗、景颇、傈僳、德昂等十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傣族、佤族为主。1952年设县，1958年改为傣族佤族自治县。
　　孟定农场创建之初名为“耿马孟定农场”，继第一批400名转业军官后，先后有13000多名建设者汇聚农场，“屯垦戍边”“发展天然橡胶”。1969年6月随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设立，孟定农场更名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1974年9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改为“云南农垦总局”后，又恢复“耿马孟定农场”称号。
　　建场初期，野生动物很多，飞禽走兽可以用“肆无忌惮”形容。好在，狮、虎、狼等食肉动物很少。这或许是野生动物多的原因吧。野生动物最多的是鸟、蛇、猴子、麂子、马鹿及野鸡、野鸭、野猪，最可怕的是毒蛇、蜱虫和蚂蝗。也就是常说的孟定“三怕”。
　　麻蛇，几乎随处可见，不但经常穿墙入户，甚至会钻入人们的被窝里取暖。麻蛇种类多，尤其是毒蛇，云南十大毒蛇至少占一半以上。最常见的是眼镜蛇、银环蛇、金环蛇、竹叶青。每年被毒蛇咬伤的人难以计数，至少几百人吧。所以，毒蛇列为孟定“三怕”之首。
　　蜱虫，俗称草爬子、狗爬子，当地人叫虮子，四川方言叫逼煞，属于蜱总科。成虫在躯体背面有壳质化较强的盾板，称为硬蜱；无盾板者，称为软蜱。它蛰伏在浅山丘陵的草丛、植物上，或寄宿于牲畜等动物皮毛间。不吸血时，只有芝麻般大小；吸饱血液后，有米粒大。吸血时它的头钻到人畜的皮肤里，完全是“顾头不顾腚”；吸血后，肚子涨得圆圆的，稍不当心它的头就会断在人畜的肉里面，非常疼。皮肤好的人，被它咬后尚且会永久性留下了一个黑褐色的小疤；皮肤不好的人，被它咬后会化脓，感染后还有可能危及生命。农场就有女知青被蜱虫咬伤，不治身亡，曾经引起恐慌。因而，列为孟定“三怕”之一。
　　蚂蝗，学名叫水蛭。蚂蝗有水蚂蝗、旱蚂蝗之分。水蚂蝗大，旱蚂蝗小，大小在4—200毫米之间。水蚂蝗潜伏在水里，旱蚂蝗蛰伏在草丛，以吸食人、畜、青蛙的血为生。蚂蝗是个非常奇特的动物，无毛无骨，无眼无肛门，却有两个口，分前后吸盘，而且雌雄同体；眼由感光细胞代替，肛门由后吸盘代替；腹面中央有雄性及雌性生殖孔各一个，雄孔在前，雌孔在后，也有两孔同在一个圆形突起上的，还有雄孔和雌孔合为一个的。蚂蝗依靠的是热感应，非常灵敏，据说比狗的鼻子厉害多了，人或动物一旦靠近，便迅速准确地出击。动物被它吸住，非得吸饱后才会自然脱落；人被它吸住，根本拉扯不下来，如强行拉扯，还有可能使蚂蝗的吸盘断入皮内，引起感染。所以，人一旦被吸住，不能强行拉扯，正确的做法是在蚂蝗吸附的周围用手轻拍，或用盐、醋、酒、清凉油等涂抹，蚂蝗才会松开。可怕的是，人一旦被吸血，皮肤好的人，需要十多天才能完全恢复；皮肤差的人，伤口会溃烂，几个月都好不了。不过，蚂蝗并非一无是处。如果人患浓疮或者被毒蛇咬伤，用蚂蝗吸毒，听说效果不错，所谓“以毒攻毒”。所以，蚂蝗虽然不像毒蛇，不至于要人的命，但的确可恶可恨可怕，列为孟定“三怕”之一。
　　然而，“三怕”只是后来之说，解放前最可怕的是瘴气。
　　这个河流蜿蜒、四季花香的“弾弦地方”，解放前被称为“瘴疠夷方”。很长时间，提及孟定坝“谈瘴色变”，民间一直都还流传着“芒果开花，快快搬家”、“要到孟定坝，先把婆娘嫁”的说法。由于山高坝低，雨多雾浓，气候炎热，加上旧时缺医少药，疟疾、瘟疫肆虐，常住人口都无法避开，外来者更是防不胜防。因而，“恶名”由此传开。解放后，随着卫生环境不断改善，瘴气才逐步绝迹，孟定坝由“瘴疠夷方”成为名副其实“弾弦坝子”。
　　首批农场人战胜了自然环境，又面临生理需求的考验。坝子里，因为野菜多，当地少数民族没有种菜习惯，流传着“种花种树不种菜，养猫养狗不养猪”的说法；因为主要是傣族，而傣族又以糯米为主食，通常用咸鱼、干巴下饭，偶尔吃菜，也是采摘河里的青苔、河边的龙爪菜或树上的青叶青果。所以，建场时基本没有蔬菜吃。
　　农场官兵披荆斩棘，风餐露宿，吃芭蕉心、马蹄根充饥，喝盐巴汤下饭，他们以超人的意志，开山植胶，辟泽种粮。好在，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水源丰沛，用当地的话说“埋根木棍都会发芽。”在傣族人民的帮助下，官兵们很快学会建盖竹房，然后大量种植南瓜、黄瓜、地瓜、番茄当蔬菜，并及时从外地引进红薯、木薯补充粮食不足。红薯、木薯不但好种，而且生长迅速，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主食。同时，开展试种橡胶。建场当年，组织多场大会战，在40度的烈日酷暑下挥汗劳作，1960年又开展“万亩垦荒大会战”，提出“万亩大会战，兵力用一半，夺粮三百万，看谁是好汉”的口号，集中一半劳力开进深山老林，靠山药、野菜、芭蕉根充饥，组织“突击班”、“卫星组”，苦干加巧干，人均日斩岜从1亩到3亩；人均挖穴（橡胶坑）从一天3个到7个……
　　就这样，老战友与后来的支边战友、知青战友，大干、苦干加巧干，流汗、流泪加流血，在这块物华天宝的土地上，农场人用最原始的工具建成了西南最大的天然橡胶基地。同时，也建立起深深的战友情。
　　就这样，胶苗茁壮成长的同时，农场人的后代也顽强成长起来。1977年，农场委托地方培养的第一批高中生毕业，全部回场当橡胶工人，成为“新战友”。可以说，老、中、青“同台竞技”。
　　高中生，在我国只是中学阶段学习的学生，还算不上知识分子。虽然如此，这在当时边疆农场算是高学历了。但是，由于环境所限，这批所谓的高中生，不但名不副实，而且单纯可爱。单纯得近乎无知，可爱得近乎可笑。第一次领工资，不少人居然不好意思去领，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贡献；第一次吃冰棒，有人居然一次吃了15根，差点把胃冻僵；第一次打电话，有人不知道还有总机，居然叫总机帮忙找人，把总机值班的女士吓了一跳。女士先是一愣，以为遇到什么大领导了，待问清对象后，骂道：“你不知道我是总机吗？我去哪里帮你找人？无知。”到生产队后，有人无端鼻子流血，居然怀疑鼻子里有蚂蟥，听闻吸烟可以将蚂蟥驱出来，于是猛抽了几包烟，结果蚂蟥没有驱出来，却学会了吸烟。更可笑的是喜鹊，他带队长的小孙女丑妹去挖其善（蚯蚓）喂小鸭子，一边挖小鸭子一边抢吃，一不留神，居然把一只小鸭子的头挖了下来，害得丑妹哭了半天。喜鹊只得跑回家叫母亲找了五只小鸭子赔丑妹。丑妹很懂事，死活只要一只。于是，喜鹊将剩余的小鸭子留下自己养。为了让小鸭子尽快长大，他学着老工人的样子，去厕所舀了些蛆放在水潭里让小鸭子吃，吃完后马上将小鸭子赶进纸箱里。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小鸭子全部死亡，纸箱里爬满了蛆。原来，小鸭子吃饱后，没有运动，活活地被蛆撑死拱死。小鸭子死后，蛆又从小鸭子口里爬了出来。可笑吧？
　　这还不算可笑。多余人几年后回到内地政府机关工作，第一天上班，领导叫他去经委（经济委员会）办事，他居然分不清“经委”与“军委”区别。别人问他找谁，他想，既然是“军委”，肯定有军长。于是说，那我就找军长吧。接待他的是一位非常幽默的老同志，看了他一眼，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没有军长，有团长。他居然说，那就找团长吧。结果，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让他好几年在机关都抬不起头来，还因此得了个“团长”绰号。后来，他把此事当笑话说给妻子听，妻子笑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老半天起不来。再后来，他又说给儿子听，儿子听后没有一点笑容。以后，他还准备说给孙子听，想看看孙子会是什么表情。
看来，笑话也是分年代的，不但有年代，还有“代沟”。

　　由于是土生土长，他们这批所谓回乡高中生，虽然“娇生惯养”，但很快就适应了胶工的生活。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按指导员要求与知青保持距离，反而迅速与知青打得火热，关系越走越近。只是，谁也没想到，双方“一拍即合”的原因，除了马儿的要求、小芳的医术外，竟然是几个近乎“荒诞”的原因。更没想到的是，在几个原因中，除了一个与“物质”有关，其他都是“精神”方面的。在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发生这样的情况，不能不令人深思。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两本“黄色”手抄本小说。
　　一本是刘星收藏的《第二次握手》，一本是李俊收藏的《少女之心》。这两本手抄本小说都是70年代开始在民间流传的“色情文学”，在当时都是绝对的禁书。官方对这两本书严格实行“三不准，一立即”：不准看、不准抄、不准传，立即报告。
　　《第二次握手》大概10万字，讲的是科学家丁洁琼与苏冠兰纯洁的爱情故事。从文学角度看，故事曲折，文笔流畅，情景交融，非常吸引人；从身体接触看，两人只有两次握手，而且前后时间相隔50年。这样一本非常“纯洁”小说，仅仅因为描写“爱情”，被列为“色情文学”“黄色小说”。《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只有1万多字，讲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华的男女之爱，是当时能见到的最大胆描写性爱的书，算是名副其实的“色情文学”。
　　两本书都以手抄本形式疯狂流传。《第二次握手》这部所谓的“黄色小说”，虽然内容纯洁，由于冲破了“爱情”禁区，特别是描写了科学家的事业与爱情，歌颂真善美，感动了整整一代人，尤其是女科学家丁洁琼那句“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的名言，震撼了千万年轻人的心。《少女之心》虽然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级的色情文学，直截了当地描述性爱，而且非常粗糙，由于大胆描写性爱，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这两本书都受到年轻人的疯狂追捧。究其原因，在当时背景下，有一个叛逆的进步性，是对时下被禁锢的社会的消解和叛逆，也是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和挑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人具有天生的叛逆性，越提倡的越没有人学，越禁止的越有人看。这是不是所谓的“物极必反”？
　　所以，两本书都是知青苦苦寻求的。
　　1970年，10000多名上海、四川知识青年跟随“老三届”步伐，告别亲人，远离家乡，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孟定农场）”，投身到边疆建设中，为边疆农场单调的生活增添了生气和色彩。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与农场老工人在闭塞的山沟建造了一个个新连队，在深山老林开垦出一片片新胶园，经历了人生旅途中最“灿烂”的一程。
　　他们虽然没有“老三届”学生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但至少在初期，还是“热情的、真心实意的。”他们同“老三届”一样，是建国20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最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塑造了甘愿为革命奋斗献身的理想。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领袖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从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学的写的第一句话都是“毛主席万岁”。这种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基于日臻完备的政治教育。他们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学校教育，除了传授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厂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及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刘胡兰、刘文学、向秀丽、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雷锋、王杰、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英雄业绩的感召，给他们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烙印。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意识，在领袖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并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以后，变得越发浓厚起来。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勤奋、勇敢、向上的素质。但是，这种教育的两重性，也使社会、受教育者都尝到了苦果。首先，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成为时髦，随着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最后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其次，关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生们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整个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政治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在“反修防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蔽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对后来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义化身的雷锋身上，突出宣传的是“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思想。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无可厚非。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这类宣传所塑造的心理状态是：只要于社会有利，哪怕是微弱利益，个人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切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言行，都被等同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表现。而这种偏见，却是当年学生的共识。青年人的个性不但没有伴随文化知识的增长而获得独立发展，反而被压抑，导致畸形人格的形成。无条件地、盲目地服从，是这种畸形人格的集中体现。因此，虽然他们表面上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会事。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样的教育，基础一旦动摇，大厦必然倾斜。所以，知青们在充分领略“与天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乐趣后，逐渐领悟了自己要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沉重，对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怀疑、动摇，最后发展到抵制、抗争。因而，知青表现出非常矛盾的“两面性”。在乡下人面前，他们清高而矜持，优越感很重；在城市人面前，他们多疑而敏感，自卑感很重。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承受着劳作之苦以外的另一种重压——文化贫困。
　　在那经济封闭、思想僵化、文化贫乏的年代，对于知识青年来说，生活艰苦、披星戴月修“地球”还不是最难忍受的，精神空虚、前途“渺茫”才是最难以承受的。劳作之余，要么睡觉睡得天昏地暗，要么打球打得筋疲力尽；要么喝酒喝得东倒西歪，要么唱歌唱得泪流满面。更多的时候，靠偷偷收听“美国之音”、“靡靡之音”打发时光。所以，当北京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在电台播出时，出现“万人空巷”的奇观，也就不足为奇了。小说播出时，青年们围在收音机旁，听得酣畅淋漓，心灵的震撼不亚于广岛的原子弹。曾经，为了寻找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知青们甚至筹钱让一名上海知青利用探亲的机会专程绕道北京去寻找，因为是禁书，根本找不到，还差点被公安机关拘留。
　　所以，完全可以想象，当知青们听说刘星手上有《第二次握手》、李俊手上有《少女之心》手抄本时，他们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和渴望，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们连夜悄悄行动，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罐头、饼干拿出来交换，鸭子甚至把心爱的红色表带都贡献出来了。由于是禁书，刘星李俊当然不承认有此书。如果承认，显然是违反“三不准，一立即”的原则，后果相当严重。知青无奈，最后请马儿出面。马儿出面担保，保证保密并承担后果，两人才悄悄地把手抄本交给马儿。其实，马儿之所以敢担保，是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已经宽松多了，如果放在前几年，他是不会出面的。刘星什么礼物都没有收，李俊却因此发了一笔小财，特别是鸭子贡献的那条红色表带，爱不离手，天天戴着炫耀。知青得到手抄本后，如获珍宝，分头连夜抄写，第二天还安排两人请病假接着抄写，用了两天两夜才抄完手抄本。
　　接着几天，知青们如饥似渴地传看手抄本。传到手的人，几乎都是不吃不睡一气看完。看完后，有些人像打了一针鸡血，有些人像患了一场病。两本书都在知青心中产生强烈的震撼，但震撼结果完全不一样。《第二次握手》带来的是对知识的追求、幸福的向往、爱情的渴望，特别是丁洁琼给苏冠兰的信，看完后淋漓畅快，大呼过瘾，有一种向上的力量，看了一遍还想看，一些人因此悄悄拿起了荒废的书本；《少女之心》带来的是心慌、心跳，蠢蠢欲动，似有犯罪感。过来人感到无聊、粗俗，多数人不会想看二遍。听说，全国因为看此书犯罪的人成千上万。不过，在母猪山生产队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看此书，一人不小心烧了蚊帐，一人“不小心”偷看女生洗澡被暴打了一顿。仅此而已。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李俊掏蜂蛹的“秘诀”。
　　四川知青“讲吃”，这是大家公认的。喜欢“吃”，无可厚非，就像上海知青喜欢“穿”无可厚非一样。问题是，非要去吃那些没有条件吃的东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蜂蛹。
　　蜂蛹好吃、营养价值高，地球人都知道。但蜂蛹是如何获得的，很多人就不一定知道了。取蜂蛹之难、之惊心动魄，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当然，家养的小蜜蜂除外。
　　蜂蛹，主要来源于野生的马蜂窝。由于马蜂不产蜜只产蛹，所以，最多最好吃的蜂蛹主要是野生的马蜂蛹。马蜂的蜂巢一般筑于树上或灌木丛中，秋季是蜂蛹最多的时期。农谚道：七月蜂，八月空，九月十月满咚咚。马蜂窝里形如冬瓜内瓤似的蜂房层层叠叠，多的有五六层，少的也有二三层。蜂房内睡着又白又嫩的蜂胎，包括童虫、幼虫、成虫，就是所谓的蜂蛹。油炸蜂蛹，鲜香酥脆，喷香可口，而且具有丰富的蛋白质、低脂肪等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营养极为丰富。吃过马蜂蛹的人，一般不会再吃小蜜蜂的蛹。何况，家养的小蜜蜂一般都舍不得吃蜂蛹。
　　马蜂，学名“胡蜂”，又称为“黄蜂”。马蜂体大身长，体壁坚厚，光滑少毛，颜色为黑、黄、棕三色相间；口器为咀嚼式，胸腹间以纤细的 “腰” 相连，为捕食性蜂类。雄蜂腹部有7节,无螫针；雌蜂腹部6节,末端有螫针,上连毒囊,毒性较强。马蜂脾气暴躁，在遇到攻击或不友善干扰时，会群起攻击，成人只要受到5只蛰伤就可能引发肾衰竭，被20只以上蛰咬，会产生全身性毒性，就可能致命。如果是对蜂毒过敏的人，生命危险性更大。马蜂之所以会攻击路过的动物或人，主要原因接近它的巢穴所致。一般马蜂群的巡逻蜂警戒范围，距离巢穴约有20米。人行走在山径上时，有些动作和气味会招致巡逻蜂的注意，如果做了挥打的动作，巡逻蜂就会视为敌意，进而引发蜂群的攻击，攻击时甚至可追击达100多米远。所以，人们见之，唯恐避之不及，何况取蜂蛹了。可想而知，取马蜂蛹的风险有多大。可是，由于马蜂的蜂蛹实在诱人，还是有一些“要蜂不要命”的知青敢捅马蜂窝。他们一般是采用“火攻”，即用火把去烧马蜂窝。由于知青尚未接受过此类“再教育”，取蛹的结果就有些悲壮了，常常被蛰得面目全非，甚至有人因此丧命。后来，基本没有人敢去烧马蜂窝了，只能“望蜂兴叹”。
　　在回乡青年到来之前，母猪山生产队的知青特别是四川知青，好久没有吃过蜂蛹了。回乡青年到来后，听闻李俊敢捅“马蜂窝”，而且有掏蜂蛹的“秘诀”，于是争先恐后去树林里寻找马蜂窝，找到后晚上请李俊帮忙掏蜂蛹。对于李俊来说，是瞌睡遇到枕头，何况他有“秘诀”，所以他不推辞，有请必到，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多少分他一点，二是帮忙的时候不准别人靠近。他只帮忙不传授技术，所以，“生意”特别好，与知青的关系迅速走近，很多想吃蜂蛹的知青，甚至叫他“大师傅”。
　　其实，李俊掏蜂蛹的“秘诀”很简单。他事先准备一截导火线，天黑后，首先将马蜂窝的唯一出口堵死，然后点燃的导火线插进马蜂窝的最下面，只一会儿，马蜂窝里的大马蜂就全部昏死了，然后取下马蜂窝大摇大摆地提回去“咪西”。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喜鹊满肚子的谜语。
　　生产队的生活枯燥乏味，用当地话，叫“干皮潦草”。事实上，除了篮球，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母猪山生产队的知青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有两个“活宝”：一个是“笑话大王”驼子，一个是“神头二五”超哥，给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回乡青年们到来后，“谜语专家”喜鹊又成为第三个“活宝”。一个生产队有三个“活宝”，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加上“小喇叭”鸭子、“扒手”耙子、“怪才”国平、“宝贝”蔡儿，再加上眼镜、小耳朵等“奇才”，母猪山生产队算得上“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之地了。
　　喜鹊，叫潘贵元，因为从小话多，又特别讨人喜欢，邻居随口说真像个小喜鹊。从此，“喜鹊”就成了他的小名。喜鹊小脑特别发达，虽然学习不怎么样，“歪门邪道”的东西一学就会，比如玻璃珠、陀螺、铁环没有人玩得过他。他特别喜欢研究谜语，收集了几百条谜语，有字谜、灯谜、动物谜、成语谜、生活物品谜，在中学又“获得”谜语专家称号。不过，大家还是喜欢叫他“喜鹊”。他不但收集谜语，还特别擅长自己发明创造谜语。比如，看见抽烟，他说“生不吃熟不吃，边烧边吃。”看见煤油灯，他说“枣子骨头大枣子骨头长，屋里装不下屋外还有卖。”看见水腌菜坛，他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肩上一圈水。”看见楼梯，他说“长的少短的多，脚踩用手摸。”看见人的牙齿，他说“兄弟生了三十多，先生弟弟后生哥，平常遇事大家办，遇有大事找大哥。”等等。喜鹊的谜语，给枯燥的胶工们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也打发了消磨了许多无聊的时光。他说的一个最经典的唯一一个没有说出谜底的谜语是：“什么动物早上四条腿中午二条腿晚上三条腿。”不知道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谜底还是有意保密，反正直到知青大返城都没有人猜出正确谜底。所以，他很快就成了母猪山生产队的“香饽饽”。
　　第四个原因，是老夫子信口雌黄降服“三霸”。
　　老夫子，名叫胡少阳，祖籍是算命之乡江苏如皋。仅从名字“少阳”就不难看出他与《易》有渊源。在《易》中以七为少阳，九为老阳；八为少阴，六为老阴。因为阴是逆序，阳是顺序排列，所以，民间有“七上八下九垮台”之说。他自己说，如皋建县历史约1600多年，有文字记载史约2500年。如皋在夏时属扬州之域，周时为海阳地，春秋时为吴，战国时属楚，秦时归九江郡，汉时为海陵，东晋称如皋。历代沿袭县制，宋时为中下县，元时升为上等县，清时划归通州，民国时为一等县，与湖南邵阳同被列为全国最大的县。由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对古代的《易经》、曾国藩的《冰鉴》，有浓厚的学习氛围，故有“算命之乡”之称。他父亲一生研究《易经》，有很深的造诣，即使被打倒关进牛棚，仍如痴如醉研究《易经》，一点不觉得苦。受父亲的影响，他耳濡目染，从小就对《易经》产生兴趣，因为环境所限，加之《易经》的深奥，最终对易学还是一知半解。不过，一些歪门邪道的看相之术，却让他名声大噪。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首先降服的是“小喇叭”鸭子。成都知青李莉，在母猪山生产队算是名人，或者说是“一霸”。她说话像机关枪，话多像鸭子，所以得了个“鸭子”的绰号；又因为心直口快声音大，一些老工人背后叫她“小喇叭”。她热情善良，乐于助人，好打抱不平，虽然有点“霸道”，人缘却非常好；她个子适中身材丰满，眼大皮肤白，不但在本队就是在附近的生产队都算是大美人了。所以，追求者众多。让知青们大跌眼镜的是，面对众多英俊的追求者不要，她偏偏喜欢那个小眼小嘴、又黑又瘦、三锤打不出一个屁，而且还是“药罐头”的上海知青“小耳朵”，爱得无微不至，爱得死去活来，爱得无怨无悔。不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简直是鲜花插在“干”牛粪上。真真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旁人一点办法没有。“小耳朵”其实耳朵并不小，只因为下乡后，在一次知青斗殴中，他由于皮肤黑和别人长得有点像，被误打，耳朵被砍掉半只，便得了个“小耳朵”外号。丢了半只耳朵，得了一个外号，有人说他“有得有失”。他到无所谓，还不无自嘲地说，常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鸭子却不干了，不准别人叫他小耳朵。可是，怎么也挡不住众人之口，见他无所谓，也就听之任之了。“小耳朵”其实并不像外表表现那样“憨”，他学富五斗，在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清史方面算是“奇才”，后来成为清史专家，只是像陈景润一样不善于表达。鸭子爱他，不是没有道理，可以慧眼识才。最近小耳朵患肝炎，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病，一旦公开，不但要被隔离，还会被孤立。小耳朵因为自己是党员，不愿给组织增加麻烦，加上本来话就少，一直闷出出隐瞒病情。由于担心肝炎传染鸭子，先是提出分餐，鸭子自然不同意，他便“毅然”提出分手。好端端的，突然提出分餐、分手，鸭子百思不解，又死活都问不出原因，就哭着去找老夫子，非要请老夫子算命。老夫子是“恶名”在外，哪会算什么命？看着鸭子美丽的大眼都哭红了，伤心的小样子叫人心疼。爱美之心人人有之，老夫子也不例外。老夫子不忍心拒绝，便装模作样地看了看鸭子的手相面相，随口道：“阿弥陀佛，父在母先亡”。这本是一句对谁都适用的正确的废话，因为不管父母在不在，谁先谁后去世，都可以解释得通。误打误撞，没想到鸭子的母亲恰好不久前去世了（如果父亲去世也可以用“父在母先亡”解释：父亲在母亲之前去世），老夫子是绝对可能不知道的。鸭子心服口服，大叫神奇，接着问自己与男朋友的前途姻缘。老夫子受到鼓舞，摇头晃脑，把古诗、孔夫子及易经中的话，头发胡子一把抓在一起：“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面相旺夫，手相长寿。一句话，用易经的观点，否极泰来。”鸭子听不太懂，老夫子解释：“意思是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会发生变化也。你与男朋友患难与共，熬过眼前的困难，前面就是春天；你是名人，崇拜者众多。从面相看，眼亮面红、鼻秀耳鼓、地阁圆实、人中正位，乃属典型的旺夫相也。从手相看，情感纹乃属于稳定型，男朋友打死也绝对不会离开你的。他不理你，只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患什么病了，心情不好。这正是爱你的表现。恰恰说明他真的爱你呀。”鸭子听得心花怒放，但还是将信将疑，偷偷跑到医院一打听，才知道小耳朵真的是患病了。她不但对老夫子彻底拜服，还积极充当了老夫子的义务宣传员。更难能可贵的是，鸭子从此静下心来，热爱生活，感情专一，对小耳朵更是体贴入微，不离不弃，两人比翼双飞，爱得一塌糊涂。30年后，小耳朵成了研究清朝历史的专家，不幸患上肝癌，在弥留之际，唯一的要求居然是“回孟定看看”，她不顾一切满足了他的最后心愿。这是后话。
　　第二个降服的是“坏人”驼子。成都知青张光荣，绰号驼子，在母猪山生产队不但是“一霸”，而且是个“刺头”。他身上背着好几个处分，一个因为“打架斗殴”，一个因为“无故旷工”，还有一个是因为“未婚把女朋友肚子搞大”。他擅长讲笑话起绰号，“超哥”“眼镜”“鸭子”“耙子”“小耳朵”等绰号都是他的杰作。他起的最经典最得意的绰号有两个：一个是老歪，因为长期习惯从裤子的一边解小便，导致“小兄弟”有点歪。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何况还是这种“私密”的事情。驼子居然公开让小孩子们叫那个知青为“歪叔叔”，并给起了个“老歪”的绰号，让那名知青哭笑不得，恨得牙痒痒，上吊的心都有了，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甚至都不敢找女朋友；另一名知青因为人有点“二”，就是在单杆上玩吊脖子的那位仁兄，因为好吃懒做，说话虚头巴脑，做事跟愣半倒，驼子送了他个“二师兄”的绰号，害得那知青根本不敢看《西游记》。没想到，“恶有恶报”，驼子因为长期坚持哑铃锻炼，肩部肌肉特别发达，被那个叫“老歪”的知青硬给安了个“驼子”的绰号，让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他真的是个驼子。可以说，一报还一报。其实，驼子并不“驼”。他长得虎背熊腰，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娇小的女朋友，用四川话叫“耙耳朵”。他女朋友是个上海知青，叫苗招弟，大家叫她“苗妹”。她不但“娇小”且“白净”，活脱脱一个“林妹妹”。驼子推崇“只要脸白不要苦得”，对女朋友非常好，用当地话说，叫“好得不得了”。一个是五大三粗，一个是小鸟依人，不失为“绝配”。天有不测风云。最近，他女朋友不知道什么原因，忽然就不高兴了，好几天都不搭理他。他束手无策，像热锅上的蚂蚁，听说同样天不怕地不怕的鸭子，居然对老夫子赞不绝口，佩服得五体投地，便忍不住提着一瓶酒也去找老夫子看相算命。老夫子因为听了指导员的介绍，知道一点驼子的底细，加上有了给鸭子 “算命”的经验，变得老练多了。他简单问了两个人的生辰八字后，说：“公鸡叫母鸡叫，你和女朋友睡过觉。”一句话就把他震住了。接着信口雌黄：头大耳朵小，父母管不了。你是火命女朋友是水命，自然由女朋友管你。风吹鸡蛋壳，隔着一层壳。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逐一相生，隔一相克。你们一个是水命一个是火命，本是水火不容。但是，你们乃例外，一个上海一个四川，因为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千里姻缘一线牵。根据《难经》‘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滋水涵木、益火补土、培土生金、金水相生，苦难已使你们融为一体。生米已成熟饭，铁板定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开。女朋友不理你，可能因为你不太规矩争强好胜，也可能是因为把你把女朋友骗到手就忘记早请示晚汇报了。”驼子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生米已成熟饭、铁板定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到他心里，根本不知道自己早被指导员给出卖了。所以，他心悦诚服，立刻屁颠屁颠地去向女朋友“早请示晚汇报”。从此，他变得规矩多了，能忍则忍，对女朋友更是一心一意。回城后，虽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依然终成眷属，与鸭子、小耳朵一样，成为知青“异地恋”中有始有终的又一对，传为不离不弃的佳话。
　　第三个降服的是“小偷”耙子。成都知青耙子，算得上是个“惯偷”，更是“一霸”，不但在分场，就是总场也挂了号。不过，他的“霸”，不是“霸道”，而是在“偷盗界”称王称霸。不知道是天生还是后生，反正他的手食指与中指一样长，方便夹钱包，一副天生的“神偷手”。他还有一手偷鸡的绝活：用鱼钩穿上包谷，鸡吃下后就会乖乖地被他拖着走，手到擒来，不会发出一点声音。过去，他一直顺风顺水，小日子过得优哉游哉。因为他遵守“行规”：兔子不吃窝边草。他从来不偷本队及附加生产队的鸡；因为他有祖传的手艺：理发有两把刷子。当时，只有孟定街、总场有理发店，理发非常不方便。知青理发，很多时候是用剪刀慢慢修剪；老工人给孩子理发，常常是用碗罩住头，常常理成“锅盖头”或者“狗啃头”。他不但会理发，而且会烫发，高兴起来也会给大家义务理发。所以，他虽然恶名在外，在生产队的人缘虽然不能说很好，但也不十分差。他特别的迷信，也略懂一点卦术，自己备有32签，每次“出手”前都要占一卦，一直都很管用。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近年突然就不灵了，“运气”突然就不好了，在探亲途中，几次“顺手牵羊”失手。最惨的一次，在昆明火车站“夹”钱包失手，抓进派出所被用铁丝绑在树上，他哭爹喊娘都没有用，双手几乎残废，一年多才完全恢复过来。在他最苦闷的时候，听闻队上来了个毛头小伙，居然是看相的“高手”。本来“同行相嫉”，但为了“生存”，他也不管不顾了。于是，他瞅准老夫子一个人在的时候，悄悄地跑去向老夫子“请教”。老夫子因为有了几次经验，加上知道耙子底细，又见他头大耳肥，不等他开口，便直接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头大耳朵肥，不当官便做贼。”一句话就把耙子镇住了。他也如同驼子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早被指导员出卖了。他脸铁青：“愿闻详情。”老夫子知道他不服，也知道在“同行”面前不好“骗”，但还是装模作样地看了看他的面相手相然后说：“你天庭饱满，地阔方圆，本是做大事之人；你鼻正四顾，五岳朝拱，本是事业亨通之人。从气神看，你犯了不动老弱妇女行规；从面相看，你不适合走歪门邪道；从手相上看，你有祖传的理发手艺。天庭饱满吃无忧，地阔方圆穿不愁。总之，只要金盆洗手，将来一定事业有成，祖传的理发手艺一定发扬光大，光宗耀祖。”老夫子信口雌黄，把耙子整得一愣一愣的，居然拜服。从此，耙子不但真的“金盆洗手”了，而且学雷锋义务理发，全队的理发他一个人全包了，还带出两个小徒弟。理发虽然不收费，但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会给他送一点。所以，耙子虽然金盆洗手了，小日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回成后，当别人还在为工作四处奔波，他不等不靠，自谋职业开起了理发店，有幸成为了最早的一批个体户，后来还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美容美发“大师”。

　　知青们果然“守信”，没有出卖手抄本的事，刘星、李俊侥幸躲过一劫。但是，老夫子算命的事却很快流传开了。
　　听闻老夫子居然“公开”给人算命，这还了得。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可是犯大忌的，一旦上纲上线，不但要被批斗，还有可能蹲大牢。指导员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指导员本来就对这批回乡青年不听他的话与知情打得火热，心存不满，听闻这事，可以说“瞌睡遇到枕头”。于是，指导员暗中开展调查，本来计划要拿老夫子“开刀”的。可是，他调查后发现，文质彬彬的老夫子居然轻轻松松就将母猪山生产队三个神头二五的“刺头”拿下了，居然一下子就将三个原本“吊儿郎当”的人变得“归阴服法”了。真是一行服一行，糯米服砂糖。可以说，无意中帮了他这个负责作风纪律的指导员的大忙。这三个“刺头”，指导员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直“拿不下”。因为他们“小错不断、大错不犯”，他拿他们“无招”，虽然给了他们几次处分，但收效甚微。
　　指导员毕竟是“指导员”，老夫子的“帮忙”虽然是“无意”的，但终归是帮了他的忙。再说，“算命”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如果上纲上线，可以说你装神弄鬼；如果睁只眼闭只眼，也可以认为你解闷闹着玩的。如何认定，完全在决策人的“一念之间”。一念之间，指导员认为是“闹着玩的”，于是，睁只眼闭只眼，此事就不了了之。指导员私下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服了，罢了。好在，他一直是“暗中”调查的，不了了之，他脸面上也过得去。“没有人汇报，我不知道嘛。”一句话，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不管动机如何，指导员总算做了一回“好人”。
　　没想到，或者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老夫子“无意”中帮了他的忙，他“无意”中做一回“好人”，结果却是“无意”中“造就”了一个后来在当地大名鼎鼎的算命先生“胡半仙”。如果，指导员当时的“一念之间”认为老夫子“装神弄鬼”，将老夫子果断的“拿下”，再踏上一只脚，也就没有后来的“胡半仙”了。
　　更没想到，后来孟定坝的两个大名鼎鼎名人“胡半仙”“麻将王”，都出自母猪山生产队：老夫子成了“胡半仙”，张老五成了“麻将王”。后来孟定流传的两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也都与母猪山生产队有关：一句是“孟定测字，找老夫子”，一句是“孟定赌不赌，就看张老五”。母猪山生产队更是“恶名远扬”。
　　看来呀，让好人做一次坏事不容易，让坏人做一次好事也不容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无心插柳柳成荫”，恐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无法想象，当光荣退休后的指导员李正阳，听到这两句关于算命与赌博的“名言”，会有何感想？是悔恨不已？还是抱头撞墙？还是默默无语？30年后，已成为作家的多余人居然真的去问指导员的感想。这是后话。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然而然，刘星与眼镜、小耳朵等几位爱“史”的知青走得很近，踅孀与马儿、国平等几位爱“哲”的知青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李俊与驼子、耙子等几位爱“玩”的知青成了铁哥们，多余人与老歪、二师兄等几位爱“睡”的知青成了好朋友，月儿与鸭子、苗妹等几位爱“舞”的知青成了闺蜜……
　　他们守卫边疆，肩扛钢枪，苦练本领；他们建设边疆，手握胶刀，默默奉献；他们并肩战斗，同病相怜，荣辱与共。工作上挥汗劳作，有苦同吃；生活中相互关照，有福同享。青年们从家里带来好吃的或者知青们探亲带回好吃的或者“意外”发的“横财”，经常一起享用；青年们“受气”，知青们拔刀相助，替他们出气；知青们“罢工”，青年们不计后果，出钱出力出主意。
荣辱与共，他们在特殊的年代建立起了特殊的“战友情”。
　　他们坚定认为，世间有几种“感情”最牢固：一起扛过枪的人，一起下过乡的人，一起流过泪的人，一起分过赃的人。其中之一，就算最牢固的了，而他们不是之一，而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