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的眼里，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依然还是她牵肠挂肚的小儿子，这也就应了那句老话：“儿行千里母担忧。”好在现在通讯发达，我们娘俩不仅可以天天煲电话粥，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听父亲说，要是哪天我忘了打电话给她，母亲就会若有所失，坐立不安。其实，母亲有二儿一女，只是大哥和小妹各成家立业后分枝散叶，另立门户。而我小时候调皮捣蛋，母亲对我放心不下，一直把我拴着。虽然我已结婚、生子多年，但未与父母分家另过。在外奔波近三十年，我就像那一叶风筝，而母亲就是那放风筝的人，始终用坚如磐石的母爱牵系着我。
听奶奶说，母亲年轻的时候，既高又苗条，长得就像挂在墙上的明星美女。她结婚时的俊俏模样我是没有看到，但在读中学时，母亲经常到学校来给我送柴、送米，同学们都十分赞叹母亲的美丽，他们很难相信我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母亲1963年高中还未毕业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结婚了。在当时那个年代，母亲也算是一个文化人。她有时也感叹没有遇上像我们这样的好时代、好机遇，只能说是命运不济，时代弄人。好在母亲能够知足常乐，心平气和，从不怨天尤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她先后做过扫盲识字老师、乡村幼儿园老师、村妇联主任等工作。退休后，依然农耕不辍，与父亲相濡以沫，种了六亩水稻；养有猪、鸡、鸭、鹅等家禽家畜；种有上百棵柿子、梨子、李子、桃子、橙子等果树。其实他们年老了，这些东西吃不动也吃不完。所以母亲经常打电话让儿孙们常回家看看，回来吃有机食品；还隔三差五地邀请姨妈、舅舅、表哥、表妹们到家里来体验农村生活；各种各样的水果熟了也不卖，挨家挨户送给邻居们，乐此不疲。父母年事已高，我们兄妹不知多少次劝他们不要再种田了，他们答应得好好的，可开春的时候依然育秧播种，又开始一年的春耕生产。母亲说，现在我们还能动，农村人不种田，还能做什么？
在我看来，父母的婚姻还算是幸福的，尽管他们也有过一些小争执。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已让他们融为一体，一个人感冒、生病了，另一个人比生病的人还要辛苦，难受，忙里忙外，嘘寒问暖，格外心疼。当然，母亲也曾跟我诉说过，她姐妹六个，只有她一个人嫁给了农民，其他的妹妹都嫁给了吃国家粮的，有做医生的，有做地质队工人的，有做工会干部的。权当母亲是开玩笑，她与父亲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我父亲是一个手艺十分精湛的乡村建筑师，他健谈风趣，为人厚道，真可谓是东家拦，西家扯，十里八乡的房子几乎都是他和他的徒弟做的。父亲赚到的钱都由母亲来支配和保管，母亲的财务制度很严，入多出少，如果每个人都像她那样，拉动内需则完全无望。湘西山区的冬天冷得刺骨，然而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似乎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袜子，她穿的袜子几乎都是我们兄妹扔掉的，或穿洞、或剩半截的。她把几双旧袜子套在一起御寒，看了直叫人心酸。因而参加工作后，我拿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母各买了20双袜子，他们很是纳闷，为什么我一次性买那么多袜子？她常告诫我们，有钱常想无钱日，莫到无钱想有钱；兴家好比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得益于母亲的省吃俭用和精打细算，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学到大学，从未曾向亲戚、朋友借过钱，这在我们那个1998年才通上电、2002年才通上乡村公路的穷困乡村来说，几乎很难做到，更何况我读的是花费很大的艺术专业。。
自小，母亲对我的要求就十分严格，有一件至今让我刻骨铭心。在邻县读初中时，我是寄宿的，一般是星期六回家，星期天返校。初一下学期的一个星期二，天气突然变冷，班主任见我衣服穿得少，要我回家拿衣服。我刚到家，母亲就噼里啪啦数落我一顿，而她又不听我解释，一气之下，我偷偷又回到了学校。后来听说，父母发动全家族、甚至整个村的人到处找我，找遍了鱼塘、水库，叽里旮旯，到深更半夜也没找到我的踪影。母亲十分自责，生怕我有个三长两短，哭得昏天黑地。最后经人提醒，是不是我回了学校。父亲和母亲连鞋也来不及穿，打着火把，在那个寒冷的夜里，心急火燎地往6公里以外的学校赶。而那时去学校的山路必经一座新坟。我不敢想象，平时胆儿忒小的母亲是如何经过那一段可怕的山路。当母亲在学校找到我时，激动得把我紧紧抱住，哭得泣不成声。得知原委的老师和同学们亦感动得眼泪横飞。
母亲患糖尿病已经好些年了；牙齿也已经掉光，换成了一口假牙；走路也经常出现腿疼，颤颤巍巍。这让我们很是担心。但我从母亲电话中的笑声，感觉到她越活越有精神。我想，这应是源于近年家中喜事不断之故，她的孙子、孙女接连考上国内名牌大学，孙子去年考上了国家公务员，外甥女今年高考还考了全县的文科状元。母亲是笑上眉头喜在心，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春晖映寸草。母爱，就如那风筝的线，母亲紧紧地拽住风筝的绞盘，无论我飞多久、飞多高、飞多远，母爱一刻也不停地牵引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