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见

　　“咳，咳咳咳……”
　　时间是夜里十一点多。张多福一连咳嗽了几声，翻了几次身，始终睡不下。索性就起身走到窗户边，向窗外夜晚的城市眺望。因为是在半山腰，大半个城市的灯火霓虹都能揽在眼里。
　　“你平时也这样吗？”张多福的妻子刘桂琴也从床上起身，走到丈夫身边，给丈夫披上外衣。她是那天专程从两百多里外的农村老家坐车到城里看望丈夫的。那年春节，因为工地需要有人看管，丈夫没能回家过年。刘桂琴已经跟丈夫有一年五个月零十九天没能见面了。
　　“你说什么？”张多福没明白妻子在问什么。
　　“我是问你，你平时也半夜睡不着，也咳嗽得这么厉害？”
　　“有时候。就是感觉有点儿胸口闷得慌。”
　　刘桂琴转身，拎起床边的暖壶，给桌上的茶缸里倒了些水，再拿给丈夫。丈夫接过茶缸，吹了吹热气，喝了几口。
　　“成才书念得怎么样？”张多福望着远处城市的灯火通明，问。
　　“这次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二。”刘桂琴说起这事儿，稍有些感慨，“孩子念书挺用功的，一心想着将来考来这里读大学，说是可以每天都看见爸爸”。
　　“上四年级了吧？”张多福叹了口气，问。
　　“再开学，就上五年了。”
　　张多福看看妻子，指着窗外不远处的城市，“我再努力干几年，等钱攒够了，咱们在市里买了房子，孩子就可以在这边读高中了”。说这话时，张多福嘴角微露出一丝自信的笑。他望着这座城市明里暗里数不清的楼宇广厦，十几年了，每一座他参与建造过的，他都记得。他坚信，总有一天，他也能住进这样的房子里，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第二天，张多福和妻子一起吃过早饭，便跟工友一起上工去了。刘桂琴在工棚里给丈夫收拾东西，把丈夫穿脏了的衣服都翻了出来，洗了整整两大盆。因为下午要坐车回农村，刘桂琴想在走之前，再看丈夫一眼，就跑去不远的工地寻人。远远的只看到偌大的工地上，运料车一颠一跛，散工三三两两在工地各处和着水泥，十多个工人在楼基上拿着钻孔机钻孔……到处是扬起的尘土。刘桂琴看看手表，估计时间还来得及，便跑去附近的一个日用杂品店，买了一沓口罩，再返回工地，亲自给丈夫带上一个，多余的，就让他分给他的工友。
　　刘桂琴走后的第三个月，张多福的一位工友突然病死了。他是张多福老家隔壁村的同乡。发病前，只是听那位工友说胸闷得厉害，而且经常咳嗽，有时轻微有些发烧。大家都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又或者被工地的灰尘呛得不舒服，休息几天可能就没事了。直到第五天，他早上咳了几口血，中午时候就已经深度昏迷了。张多福和几个工友赶紧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因为医治不了，再转去市里最好的医院。好一番抢救，最终死于第二天凌晨一点多，死因是矽肺造成的肺癌晚期。
　　矽肺。这是张多福第一次听说有这样一种病。而且令他感到十分不安的是，大夫告诉他，他工友的死，跟他长期在高粉尘环境中工作有直接关系。回想起工友发病前的总总症状——胸闷、咳嗽、头昏、失眠……张多福不敢再想下去，他只感觉不寒而栗。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张多福的几个工友先后偷偷去了医院做检查，结果都不同程度有矽肺问题，有两个已经是肺癌中晚期。尽管是偷偷做的检查，但其实这事儿根本瞒不住。
　　因为张多福咳得厉害，工友刘福贵几次三番劝他去医院查查。不管结果怎样，至少心里有个底。而且如果查出什么病来，好歹还能有时间想办法治疗。
　　刘福贵是刘桂琴的堂哥，也是张多福他们一伙农民工的领头。十几年前，就是他带着这些人进城务工的，并且发誓要带着大家致富，要在城市里站住脚，要把下一代人带进城。
　　最终，实在拗不过刘福贵，张多福去了医院，结果证实是三期矽肺，属于最严重的那种。
　　张多福的病情恶化很快，快得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就离开了人世。
　　自从得知张多福病重，刘桂琴就把孩子留给了他奶奶照料，自己跑到医院照顾丈夫。城里大医院每天的治疗费用高得离谱，花钱真的就像流水一样。对于这样一个农村家庭而言，对于这样一个奋斗了十几年，精打细算却只积攒了不足十万元的家庭而言，不到一个月时间，积蓄就被掏空了。有一个年轻的大夫曾好心劝刘桂琴放弃，因为根据张多福的病情，只能是死亡这一个结局，只不过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期限的区别罢了。刘桂琴怎么肯放弃，回到村里借钱，把亲戚朋友都借了个遍，凑了几万块钱，继续给丈夫治病。
　　另一方面，刘福贵觉得人是自己带出来的，他们患上这样的病，多少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他有责任站出来，为大家想想办法，尤其是帮帮张多福，那毕竟也是自己的堂妹夫。
　　他带着几个工友去找工程队队长，拿医院开据的矽肺检查结果给他看。他觉得这应当算作工伤，工程队应该承担责任。令人想不到的是，工程队长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已经不适宜在工地作业，工程队在大半个月前就已经把他们辞退了。刘福贵实在气不过，回了工棚，翻出当初跟工程队签订的合同，又去找工程队长理论。结果被几个穿保安制服的人推推搡搡拦在了工程队长的办公室门外。隔着窗子，隐约能听见工程队长说什么“爱去哪儿告，就去哪儿告”“可别拖累我们”，如是总总。
　　张多福越发病重，刘福贵一帮人也被工程队赶出了工棚。被赶出来时，工程队还欠他们每个人将近八千块的工钱。刘福贵忍不下这口气，就是不给认定工伤，好歹先把拖欠的工钱给了，这边急等着用钱呢。刘福贵几次带人到工地找工程队长讨薪，要么被拦在工地外，要么是稍微管些事儿的人都不在，总之是始终见不到人。实在逼不得已，刘福贵带着兄弟们堵在工地门口，不让施工人员和车辆进出。这回倒是见了效果，工程队长露了面，还保证一周内把拖欠的工钱都给齐。
　　第二天，刘福贵接到工程队长的电话，说是让他到工地工棚里谈关于何如安置他那帮兄弟的事情，也包括认定工伤的事儿。刘福贵以为工程队长良心发现，隔日高高兴兴去了工棚。工程队长从包里取了一沓钱，有一万多块，递给刘福贵，说是欠他的工钱，以及两千多块的额外补偿。同时还递过一张印有当日日期的工资单，让他签名。刘福贵稍有些迟疑，工程队长赶紧补上一句，说是下午会通知其他人去领钱。刘福贵没再多想，接过钱细数了两遍，揣进外衣的内侧衣兜里，在工资单上签了字。
　　刘福贵签完字，工程队长接了一通电话，随后收起了签有刘福贵名字的单子，说是有急事，就匆匆走开了。刘福贵也就一个人揣着钱离开了工棚。
　　一周后，除了刘福贵，其他人都没有拿到拖欠的工钱。刘福贵又带着大伙儿去工地讨说法。工程队长一脸阴谋得逞的奸笑，拿出那张签了刘福贵名字的工资单，说是全部工钱都已经给了他。刘福贵脑子一晕，差点倒在地上。他终于发现自己上档了。所有人里，他是领头的，也只有他拿到了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突然觉得自己即使有一百张嘴，也难以说清楚。他不停地跟大家解释，一遍一遍把当天的事情重复给大家听。但不管怎样，尽管他的兄弟们信他，但工程队方面一口咬定已经给了欠薪，甚至偏偏巧合的是，刚好有两位公证人员在场，证明工资单上的签名确实出自刘福贵之手。
　　闹了一整天，大家实在没办法，只能暂且散了。刘福贵觉得心里实在气不过，晚上找到了工程队长经常去的一家按摩店，并且在门口等到了他。刘福贵上前跟他理论，甚至给他跪下，求他把拖欠的钱还了，那是用来救命的。工程队长一脚将刘福贵踢开，朝按摩店里喊了几声，出来了几个半醉的汉子，围着刘福贵狠狠打了一顿。
　　第二天，刘福贵从工地上一栋已经建起八层的楼上跳了下去，当场死亡。跳楼前，他曾站在楼顶，请求站在楼前工地上的工程队长还钱，但没能如愿。因为出了人命，公安机关到现场做了勘察和问话。尽管有目击的工人坚称是为讨薪跳楼自杀，但一周后，公安给出的调查结果却是施工过程中，由于个人原因，失足坠楼死亡。
　　有一个工人在公安勘察现场当天，曾看到工程队的会计在办案负责人耳边说了好一阵悄悄话，然后给他的车后备箱里放了东西，是用牛皮纸包的很厚的一摞东西。
　　刘福贵死后没多久，张多福也病死了。刘桂琴带着丈夫的遗体回老家办完了丧失后，生了一场大病，差点儿也跟着丈夫去了。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就那样死了，她还要为自己的丈夫讨一个公道，不然她觉得自己没脸去见地下的丈夫。
　　刘桂琴带着丈夫生前的检验报告，以及丈夫和工程队十几年来签订的合同、领取工资的工资单等到工程队讨说法。几次上门，甚至连负责人都没见到一次。
　　她去城里的律师事务所请律师。第一个律师见刘桂琴不懂法律，还没看资料，开口就要五万块钱代理费，而且是一周内必须到账。这时的刘桂琴已经是背负了十几万的债务，哪里能拿得出那么大一笔钱。没办法，只能是另找他人。第二个律师看了刘桂琴的材料，很不可思议的冷笑，说这官司打不赢。所谓的合同，无非就是几行手写的证明有劳务关系的文字，以及张多福的手印。没有单位公章，甚至用工方的签名都无法确认是否出自用工方的负责人。工资单更是连用工方的单位名称都没有。第三个律师听刘桂琴说到一半就把话打住了，“对不起，我手头还有更重要的案子，你再去找别的律师吧”。
　　后来听说这样的事情，可以找政府帮忙解决。刘桂琴便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信访上。
　　她带着准备好的材料，坐车两百多里，到工程队施工地所在的城区信访局求助。那天，信访局局长办公室的门是锁的，说是外出调研去了，只有副局长李彪在。李彪接待了刘桂琴，仔细听了她丈夫的遭遇。末了，李彪留了刘桂琴的联系方式，让她回家等消息，说是他们会非常重视这个案子，他会把事情一五一十转告给局长，并且尽快取证处理。刘桂琴狠狠松了一口气，回家的路上，心里还在不停地感谢政府。
　　李彪送走了刘桂琴，转身进到局长办公室，把事情讲给局长。然后就没了下文。
　　然而，就在刘桂琴焦急地等待信访局消息中，两个月时间过去了，家里的电话只响过一回，是张多福生前的一位工友打的，询问信访的事情有没有消息。
　　刘桂琴再也坐不住了，直接到信访局问事情的进展，结果在信访局门口被保安拦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让进门。实在没办法，她就蹲在门口等李局长出来。直到过了下班时间有一会儿，李彪实在是不得不出门回家，才终于被刘桂琴在信访局的门口堵到。李彪告诉她说，她丈夫不是本市户口，这个案子需要在户籍所在地的县信访局处理。
　　刘桂琴悻悻而回。第二天她又带着材料去当地的县信访局求助，可是偌大的一个单位，竟然只有一个门卫和一个新去的工作人员在。门卫在打瞌睡，新去的那个工作人员在玩电脑游戏。第三天，刘桂琴再去，情况和前一天差不多。不同的是，那位工作人员没玩游戏，而是和门卫一样睡着了。直到第四天，刘桂琴才找到能管事的领导。听刘桂琴说到一半，便打断了她的话，说是这个案子因为发生在市区，需要到事发所属地区的信访部门解决。
　　案子就这样被两地的信访部门踢皮球，踢了几个来回，哪一边都不肯接。一气之下，刘桂琴带着张多福生前几个工友的家属一起，到市政府的门口集体请愿，并拉出白底黑子的横幅，上书“求见市长，求青天老爷为民做主”。
　　刘桂琴没有见到市长，到是见到了市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并且明确把案子责成事发所属辖区的信访局处理。李彪亲自开车把刘桂琴接到了局里，很客气地告诉她，说是已经跟涉事工程队联系过了，下午他们就会派人到局里，大家坐下来谈。
　　当天，工程队长、刘桂琴、李彪等人面对面进行了调解。工程队长拿出了他所谓的证据，并且看上去也确实有理有据。对于张多福的工伤认定问题，工程队长始终否认曾雇佣过这样一个人，并很得意地请刘桂琴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丈夫曾与工程队签过合同。
　　好一番吵闹。一整个下午，问题一点进展都没有。工程队长以工地有事为由，提前走了。刘桂琴一遍一遍向李彪哭诉，请他相信自己，请他为自己死去的丈夫讨公道。李彪感觉好生为难，只说会帮忙想办法，会进一步核实。
　　又过了一个多月时间，仍然是没有消息。这期间，刘桂琴又去过信访局一次，求助过一次区长，但都没有下文。
　　尽管一再受挫，刘桂琴始终相信正义终有一天会得到伸张，政府会给她这个含冤的老百姓伸冤，只要她不放弃。为了方便信访，刘桂琴索性在城郊一处垃圾处理站附近，用捡来的破砖碎布搭了一处几平米大的棚屋，就住在那里。平日里捡些废品换钱，维持一日三餐。
　　这天，区政府的一位领导带着两个工作人员找到了刘桂琴的住处，给她拿去了五百块钱和一袋大米，一桶豆油，算是慰问。对于刘桂琴信访的案子却只字未提。　　当晚，有五六个陌生男人强行闯进了刘桂琴的住处，对刘桂琴拳打脚踢，把屋里仅有的一个铁锅和两个瓷碗打得稀烂。等这伙人走后，刘桂琴发现原本放在床头的那五百块钱慰问金不见了，想必是被那些不速之客拿走了。在那些人施暴时，借着月光，刘桂琴认出其中一个是工程队的人。那个工程队长去信访局接受调解那天，他也跟着去了。
　　此时的刘桂琴已经完全顾不得老家的孩子，一心只想着伸冤。经一个老信访户的劝说，她开始到省里，到北京信访。
　　起初去省里信访的几次，还没等坐上去省城的车，就被埋伏在车站截访的人拦住了。也有成功到了省里的时候，但无论是在省信访局门口，还是在省纪委门口，都没能求见到她心中的青天老爷，每每都是被截访的人开车从省城带回。
　　另一边，李彪也顶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省里市里几次开会，点名批评李彪他们局的信访工作做的不好，以刘桂琴为代表的多位信访户频繁越级上访，省里也多次为此受到中央的批评。区里最终做出决定，要对刘桂琴采取非常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
　　没几日，区里以非访、闹事，甚至是打人、偷窃等罪名，将刘桂琴关进了劳教所。她搭建的棚屋也被作为违建拆除了。
　　在劳教所里，刘桂琴被规定不得有亲友探视。刘桂琴就这样在劳教所里被关了两年多时间。这期间，婆婆因为生病，离世了。儿子张成才因为疏于管教，跟别人打架，被打成了植物人，刘桂琴的弟弟始终帮着照料。李彪曾去看过刘桂琴几次。　　刘桂琴知道李彪是个好人，每次都求李彪帮她传信。那些信是刘桂琴写给中央和省里的，都是关于她丈夫案子的内容。李彪每次也都接下了信，劝刘桂琴好好表现，注意身体。
　　两年后，国家把劳教制度取消了。刘桂琴被放了出来。此时的刘桂琴精神上已经出现了失常，时常会自言自语，或者傻笑。没有人知道这两年里，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她身上。但刘桂琴仍然还记得要上访，要给丈夫讨公道。她不肯跟弟弟回老家，没处住，就睡在桥下；肚子饿，就捡些废品换钱买馒头吃。稍微攒下些钱，就坐车到省里信访，然后再被截访的人截回。
　　刘桂芳就是这样始终坚持着为丈夫讨公道。六年多时间里，她不断地求见领导，求见她心目中的青天老爷，可惜一直没有见到。但她仍然相信这个社会总有一天会给她公道，尽管她已为此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
　　再过了一年多，已经任职信访局长两年的李彪因为心脏病，离世了。临死前，他让儿子一定要把一个盒子交给他的一位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记者朋友，叫王锐，是他的发小。
　　在李彪的葬礼上，王锐打开了盒子。里面是刘桂琴写给中央和省里的将近六十封信。信的最上方，有一摞材料，是李彪生前最后几天，在病床上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