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我又做了噩梦：梦里的我是一个头戴钢盔、身穿军装的青年战士，手握钢枪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英勇杀敌。我冲锋在前，发现了敌人，开枪射击。没有听到枪响，没有子弹射出，我急了，急的我“哇、哇”大叫：“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跳着脚大叫。“又做噩梦啦？”睡在一旁的老婆推醒了我，问，我说：“是。”老婆继续问：“又梦见枪啦？我哽咽着说：“是。”
我不是第一次做这个噩梦了，几十年来，我多次重复着做这噩梦。醒来后，泪湿枕巾，睡不着了，我回忆起往事。
时光飞回到197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天空乌云密布。在霍村的操练场上，民兵连的队员们喊着口号，列队整齐，挺直身体，每人身旁右侧竖立着一杆钢枪，准备进行实弹打靶。民兵训练已经进行一个多月了，民兵们每天进行爬山、跑步、卧倒、射击等枯燥训练，没进行过一次实弹打靶。今天机会终于来了，大家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道闪电把天空撕裂，头顶上“咔”的一声雷响震得大地颤抖，黑厚的云层压得更低了。一阵冷风袭来，我不禁打个寒颤。这时，“嘟“，一声哨儿响，身材瘦小的民兵连长老任手里提着子弹匣子来到大家面前，开始对全体民兵训话。大家都盼着他讲话结束，早点儿发子弹，进行实弹打靶，彼此分出个高低来。突然，老任点我和晓华的名字，让我俩出队。我俩出队后，老任语调铿锵地说：“邓占生，你是资本家的儿子，晓华，你是地主的儿子，你们不能参加实弹打靶。因为你们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后代，一个是黑五类的后代，万一你俩突然调转枪口，向我们无产阶级的后代开枪，怎么办？”当时我蒙了，还很羞愧，手足无措，民兵们的目光都投向了我和晓华，目光像钢枪里射出的子弹，我和晓华变成了枪靶。我默默地低下头，流下眼泪，没有反抗，因为多年来的政治压迫和歧视，使我习惯了逆来顺受。晓华则不服，和老任大吵起来，后来他放声大哭。结果，我和晓华交出了手中洒满泪水的钢枪，站在一旁看着其他民兵实弹打靶。我心如刀绞。忽然，天空下起了大雨，被大雨淋得浑身湿透的我一边拭泪一边擦脸上的雨水，泪水和雨水汇合在一起流在红褐色的泥土地上。我侧头看身旁的晓华，他和我一样。
自打那以后至今的几十年，我多次重复着做这噩梦。其它的梦，只要梦中的我手里有枪，开枪时我总是听不到枪响，射不出子弹。
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后到霍村下乡插队的，是一名十七岁的北京知青。知青们刚到霍村，一些村民便想方设法打听出每个知青的家庭出身，知道后便四下相传。对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碰面时他们用怀疑和审视的目光盯着他的脸，在他的背后窃窃私语，指指点点。
开始劳动的第一天，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农民队长在评工分时，其他知青每天挣9分，我挣8.5分，比其他知青少0.5分。遇到脏活儿、累活儿，农民队长便指使我去干。
家庭出身不好是我的错吗？我有罪吗？为什么我不能受到公平对待？这些问题我反复问自己，也问其他人，都没有答案。
家庭出身的包袱不是从我当知青时开始背上的，而是从文革开始起背上的，这个沉重的包袱，我一直背了20多年。
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成绩优秀，因家庭出身不好，班干部职务与我无缘，老师叫我当数学课代表，因为数学课代表不论出身，只要数学好就能当。
我记得刚上高中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加入共青团。我努力学习，成绩好。每天早上我第一个到教室里打扫卫生，抢着干班里的各种脏活儿，多次递交入团申请书。高中毕业时，我的梦想成了泡影。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发生争执，讲理时那个同学理屈词穷了，便喊：“资本家，资本家，你是资本家的儿子，你是资本家的儿子。”
……
我还记得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学生、知青经常填《家庭人员情况表》，每一次听说要填表了，我身上便一激灵。当我看到家庭出身那一栏时，心像被针扎了一下，疼！我总把这一栏放在最后填，笔有千斤重，迟迟不落下。我知道当我写下“资本家”这三个字后，我将被视为另类，异样的目光会盯上我，鄙视和讥讽随之而来。我知道当我写下“资本家”这三个字后，好机会将和我绕道而行，一切梦想将成为泡影，黑暗会把我吞噬，我将看不到光明，见不到未来。所以，我恨填表，我恨那个黑暗的时代……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北京山清水秀，没有雾霾，可“唯成分论”的”雾霾”则笼罩着北京城、郊区和农村的各个角落乃至全中国，它像个魔鬼，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肆意凌辱、伤害，用双手狠狠地掐着他的脖子，让他窒息。这个魔鬼心狠手辣，行踪飘忽，不知它从何时何地突然冒出来，用罪恶的手把孩子的心挖出来踩在脚下蹂躏，然后再把伤痕累累的心放回原处，让孩子卑贱、屈辱、苟延残喘的活着……
1977年我在霍村参加第一次高考，斋堂公社360多名考生中，只有4名考生成绩超过了录取分数线，我是其中之一。没想到，大队书记就因为我是资本家出身，故意把我的体检通知瞒下来，不告诉我。一天下午，我在田里锄地时，听到公社大喇叭广播：“考生邓占生，考生邓占生，请你马上到区医院参加体检。”听到广播后我放下锄头，匆忙赶往区医院。我是最后一个到区医院参加体检的考生。医生对我说：“我觉得奇怪，这年头儿高考这么难，谁考上了还不参加体检？原来是你。”
1977年高考我没有被录取。事后查明：是大队书记在我的政审评语中写上：“他是资本家的儿子。我不同意他上大学。”我是被政审刷下来的。
1978年初，我离开了霍村，被招工到一家服装厂上班。当年6月，我再次参加高考，终于考上了大学。
上大学和毕业后参加工作期间，家庭出身不好的沉重包袱一直压在我身上，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就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未能如愿。
1986年我来到了深圳，才真正甩下家庭出身不好的沉重包袱，我狠狠地把它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光阴似箭，几十年过去了，但我的噩梦从未停止过，每当我梦见手里有枪的时候，开枪时仍然听不到枪响，发射不出子弹。我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说：“你的病属于心理疾病，是你年轻时遭受精神创伤引起的，时间太久了，能否治愈还很难说，吃药慢慢调理吧。”
黑暗时代留在我精神上的伤痕，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灵上和脑海里，使我噩梦连连，永无休止。伤痕何时能治愈？我不知道，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它也许伴随我终生，直到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