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穿透我们一生的长度，也助长我们一生的记忆。
劳碌奔忙，最终最基本的落脚点是吃和穿。有吃有穿，便是人最原始的幸福。
壹
庄稼和人的亲密关系，没侍弄过庄稼的人是体会不了的，只有资深的把庄稼当做朋友的农人才能理直气壮对庄稼品头论足。才真正理解土地、庄稼和人的三角亲情关系。
土地下放后，我家的土地里没有水田，清一色的旱地。玉米饭成为主食，虽然吃着满口钻，但人却特别健壮、硬朗。冬末初春，黄牛牵引着深深地犁铧耕作板地，清明前后播种、施肥，以后渐次薅完两道草。玉米苗就越见出落得高挑茁壮，青绿发亮，粉黄粉黄的天花慢慢吐露出来。过些天，粉黄的或是枣红的腰须也露出来了，流苏一般。套种的黄豆、冬豆、黄瓜、南瓜一应长势良好，瓜类并开始小有收获。玉米、豆类只要不遭遇大风大旱大涝，等待丰收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一年下来，能够填补肚子，青黄不接的年份毕竟是很少的。
贰
记忆中为吃而头疼陈年旧事，是在改革开放前发生的。
高堂双亲在社里吃“大锅饭——伙食团”的时期，彻头彻尾尝尽了“民以食为天”的无奈。只要“大食堂”还能肆无忌惮的冒烟，谁家都不能生火烟，否则，“走资派”的帽子就给戴上了，帽子虽然无形，但却是压死过许多人的。
一天两顿包谷饭，每顿有二三两的样子，包谷饭被炊事员用饭瓢摁得散酥酥的，甭想吃坨坨饭！“一天吃一两，饿不死炊事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社员们都恨死炊事员了，尽管招引怨恨，但当炊事员这项肥差却让人眼馋得紧，然而那位子是社长的舅子姑爷们的，其他人，甭想！
那时节。社里几乎是不种菜的——主粮还欠缺呢，哪里有闲心侍弄那些菜肴副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片碎菜叶煮成的清汤寡水泡饭，那汤也是要看炊事员脸色的，“不怕半路遇到狗，只怕火夫手发抖。”炊事员的手一抖起来就惨了——倒入你碗里的东西铁定是所剩无几的——公仇私恨的发泄全凭他的抖手来完成。轮着亲朋好友时那手却稳稳当当，一点儿不见抖动。不公之事惹怒着受欺压的民众，大伙儿菜青着脸和炊事员吵架打架的事儿见惯不惊似乎天天上演。
在跑步实现共产主义的进程中，许多事儿都经受不住折腾。再后来一些时段， “大食堂”——据说是共产主义的象征——也没粮食下锅了。社员们只能喝两三顿撒了几把玉米面粉烧成的汤，“清早的汤，亮晃晃；晌午的汤，映太阳；傍晚的汤，照月亮。”父老乡亲们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空，颈子越来越细，连头都没有力气抬一下!
“伙食团”在乡民们不断的诅咒中，终于倒闭了！倒闭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记忆深处的烟尘里。
历史似乎顺理成章就进入到了集体公社时期，以社为单位，群众共同劳动，计工分，到分配收成时按工分分发 物资，玉米、黄豆、米豆、瓜瓜小菜、红苕等物资一应按工分来分斤论两。各家各户都燃起了炊烟，也给每家每户分了一点自留地。乡民们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来喂养牲口了。但由于集体生产中许多人出工不出力，偷奸耍滑，导致人懒庄稼散，况且靠天吃饭的成分也大，收成就大打折扣。每年青黄不接的人家十之五六，有的人家甚至刚刚过完年，粮仓就底朝天了。于是就东挪西借，寅吃卯粮负债累累，多年以后陈年旧账也还没还清。
人们虽然喂养着牲口，但是万万不敢用粮食来喂养的，人还不够吃呢。乡民们总是想着法子让有粮的日子多延长些时日，找些能吃的东西掺进包谷饭里蒸熟了吃。“麻雀子都怕二三月”，届时，家里不能参加集体生产的老弱、小孩就到山上二荒地里摘火草，或者掰棕树上新长出的粉黄的棕米子，搅拌在包谷饭中蒸来吃，味道特酸涩。有一种“绵口苕”，生吃或做成绵口苕粑粑，那东西吃起来特别糍口，还会粘住上颚，难受难吃。五六月间，种了四季豆的可以摘老叶子掺进饭里吃，那味儿也不好受。不管掺啥到饭里，那味道都是难吃的，那是一种为活命的无奈选择。到了七八月间，新的玉米已经渐渐蔫胡，基本成熟，就可以掰玉米棒子来“刨新黄”啦。为了防止饿饭，可以在自留地里种些洋芋，来年四五月间也就可以挖洋芋来填充肚子。
夏收小麦秋收包谷，收小麦时往往正值青黄不接时节，小麦的长势也和人的精气神差不多，没精打采。虽然收获无几，但总得收起来，做麦饭、麦粑或煮麦汤粑儿吃。那时几乎每年我都加入到去收完麦子的地里搜寻和捡拾那些“漏网之鱼”的队伍，一天下来收获无几，但那毕竟是收获，大人往往会夸奖一番的。
一个人饿饭饿怕了，镌刻在记忆深处的伤痛是永生不会忘记的，我的高堂双亲都是这样的人，父亲内敛一些，不爱提及那些饿饭的苦日子。母亲则不同，我于80年代末期走上工作岗位，在随我生活的十六年岁月里，家给母亲的感觉，好像那是天堂里才会有的日子。日子好了就容易忆旧，她随时都在用今昔对比法给孩子们上“忆苦思甜”的政治课。粮食掉了几粒在地上非把它们捡起来不可，嘴里还念叨着“你们啊，一点不晓得可惜，粮食啊不能糟蹋，老天爷看着我们呢，那些年辰我们饿饭饿伤心了，你们还是顾惜点好。”好多时候，剩饭甚至是馊饭她也要“顽固”的弄热来吃掉。洗锅涮碗滤下的饭粒子，她也要洒在灶台上，说是让虫子们吃——爱惜粮食，更是怜悯生灵。
叁
都说读书人应当志存高远，然而于我，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最初的理想却非常低俗——仅仅为了能跳出农门，长久的吃米饭而已。记忆里，我曾经有过偷偷拿鸡蛋烧来吃的经历——那些鸡蛋是要拿到市场上卖来做一家人的盐巴钱的！有过躲着队里看庄稼人犀利的目光掰玉米棒子回家烧来吃的经历——损公利己，那些棒子根本就没有充分成熟，成熟后一个可要当两个，但我抵挡不住那种饥饿袭击的疼痛！有过偷盗坝上有稻田的亲戚送我们的被父母亲悄悄藏起来的大米，趁大人不在家煮稀饭吃的经历——那些极其有限的大米是藏来家人生病时熬粥让病人吃的！
“四人帮”倒台的第二年秋天，高二半山区中的我开始发蒙读一年级。十多里陡峭崎岖的山间羊肠小路，跋涉途中只能觉出酸楚，艰辛，毫无欢欣快乐之感。星期天除外，每天都得起个大早，生起柴火，烫（或煎）一碗昨天的剩菜剩饭吃了就得赶紧上路。放学后又在肚子闹着革命的情形下赶紧回家，胡乱填填肚子就帮着打理家务或上坡干农活。
第二年，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吹拂起改革开放的徐徐春风，所有的一切仿佛在一夜之间都复苏了，大地山欢水笑。
土地完全下放给了私人，种庄稼全由一家人说了算。计划经济时代终于宣告结束了。一年苦累下来，虽然没有经济收入，但基本上可以填饱肚子摆脱饥荒。
小学时，为弄点书学费和衣服鞋类以及笔墨纸砚的钱，我不得不打早就背上书包扛上一根或一捆生柴沿着陡峭的山路走下街去，放学后把柴卖掉。有时周日上山放牛也在山野里找些药材来卖，换几分可怜的钱来添补用度。
学校临河，那时没受到污染，河里有些小鱼，春夏秋三季，课间休息时就拿着撮箕去搬鱼。放学后就在岸边生起火，把从家中带去的盐巴涂抹在小鱼身上烤熟，吃得喷香。冬天里，休息时就上街围着爆米花的炉子，一大圈人，个个像伸长了脖子的鸭子一般，盯着爆米花的机器转动，等着师傅“开炮”，一声巨响，我们就争抢从笼口上溅出来掉在地上的爆米花吃，一次能抢到一两颗就心满意足，香甜酥脆，特馋人。
值得庆幸的是自己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绩差的同学几乎天天从家中带着吃的东西来“贿赂”我，让我帮他们做作业或是补习功课，我也时时为有这美差而欣喜异常。
肆
然而，我求学时代的饥荒是从初中才真正开始的。
那是整个国家物资极其缺乏的时代，历史书上成为计划经济时代。一应物资都由国家统销，供销社职工一时成为人们最眼红的职业，布匹、粮油、副食等等生活必需品都按计划供应，购买。布票、粮票、煤油票、肉票、盐票等等的票据是乡民们所有票据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初中生活，是一个充盈着艰辛与彷徨的十年噩梦。
兴隆中学离我家一百余里，关山横亘，长途漫漫。家中经济收入捉襟见肘，考上初中时，家父已经七十五岁，再也和苦难的生活折腾不起了，像一头老牛一样，他败下了阵来。家母也年迈多病，一切重担就落在兄长和嫂子身上。经过毕业班班主任苦口婆心的劝说，家中最终才勉强着让我上初中。
总是频繁的往返于横亘在学校和家之间那些让人忆而生畏的深湾野箐，大山长岭。周六上完课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因为包里没钱，根本不敢坐班车，何况车也极为有限——若是有幸的赶上一段拉煤炭或拉柴的拖拉机节省一段用脚步丈量的道路，那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和我一样囊中羞涩的同学不在少数，结伴同路而行，腰酸腿痛腹中空空赶到家，往往已是披星戴月之时。胡乱填饱肚子，就在一豆煤油灯下洗腌菜、泡豆子，菜和豆子加上糟海椒一起烘炒，装入玻璃罐子里，准备好第二天带到学校去。带着家长给的极为可怜的几个钱，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赶到学校，已经上晚自习的时候了。精疲力竭，趴在课桌上就呼呼大睡起来，丝毫没精力理会一些同学的讥嘲。每周的前几天，就用带去的腌菜炒豆海椒和着玉米饭吃，千方百计省吃菜的费用，尽管那时一份汤菜只需五分钱。更多的时候是等到学友们打完饭后，央求食堂的阿姨舀一勺剩汤泡饭吃。
校园里的早餐时间四十分钟，队伍拉得很长，只有一个窗口供应，是米稀饭，没有别的。没老师维持秩序的时候，同学们全凭劳动力打饭吃，大家挤作一窝蜂，个子雄壮高大有力气往往最先到手。高潮时，有人连碗带汤水与食物脱手而飞，泼洒在学友们身上，烫的哎呦直叫唤……有一早上，为了赶时间，我就到窗口那儿去挤稀饭，巴望早些吃了去上课。其实心里特别恐慌，后面学友们的讨伐声声入耳钻心，特别是女同胞们，对我们这种不法分子更是群起而攻之，“看啊，他们太不像话了，好像他们要多长一根勒巴一样。”“当然不像画了，要不然啊，就应该挂在墙上了！”攻击带给我的是心惊肉跳脸红羞愧。不经意间，耳垂被人捏拽得生疼，人也跟着那股力量从窗口扭了出来，“在这儿给站好点！”，从校长的脸上我看到了恨铁不成钢的威严，只好抱着个粗品碗红着脸大气也不敢出直直的站好，恨不得找个地缝躲进去，躲过学友们轻蔑的目光与嘲笑。校长一直拉着长脸站在那儿维持着秩序，镇慑着整个堂局，眼看着队列中只有两三个同学时，校长终于放出话来，“要吃就排队去！”，我就排队打稀饭，那顿饭吃得记忆特别深刻，给了我一生的营养和动力。
那年代，似乎饿得特别快，特别凶，食量也特别大。校外也有许多小吃摊子，卖面条，抄手，麻糖，馒头、腌菜包子、水粉，红苕……晚上，晚自习课后，学友们一窝蜂涌出校门去吃“宵夜”，胡乱吃些盐菜拌稀饭、粗面条、红苕填塞肚子。
一次有位同学从家中带了一小块腊肉到学校，准备和要好的几位同学打打牙祭，但人多肉少，大家伙儿便乘着风高月黑，窜入农家的菜地里，拔了五六棵莴笋，叶子煮肉汤，茎秆炒腊肉，特别香脆，现在回味起来，还满口盈香。
初一下半学期，鉴于初一年级本乡的同学有点儿多，就在本乡独立办了一个班。那就是牛寨中学的胚芽。那次我的读书生涯差点儿就夭折：人家都开学一两个周了，我还因为没学费生活费的事儿窝在家里愁眉不展无计可施，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托外甥找到他过继的幺叔家，当然也贫穷，离学校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我提出在他家搭伙食，碍于有这层沾亲带故的关系，他家答应了下来，只是要我自己带粮食去另外开锅火——这已经很不错了，犹如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后，就抓紧时间赶过去生起柴火，用从家中带去的玉米粉做饭吃，洗涮了碗筷，又赶紧回到学校上课。七耽八搁拉扯到那个学期完毕。
伍
初三时，校领导考虑到牛寨班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送我们这个班毕业，再次回到兴隆。校长和班主任以及科任教师都随时把一句口头禅挂在嘴边：初中阶段“一松二紧三拼命”，在初三这个拼命阶段，能够看到一线曙光的同学都豁出命来了，铆足劲争分夺秒向前奋进。饥饿，倒还随时被淡忘了，饥饿给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学最大最明显的赏赐就要数深沉的胃病，以至于很多年以后胃病也还在反反复复的滋扰着生命的安宁。
寒冬腊月里的单衣单裤努力抵挡着那些年月里似乎特别寒冷的冬天，尽管分布着厚厚的补丁，无孔不入的寒冷还是沁肌入理，钻心疼痛。
桃红李白，春季学期又来了，最后的冲刺终于来临，但对于我而言，那个学期的伤痛，是我终生忘不掉的。
年迈多病的父亲走过了80个寒暑易节，却终于没有能够走过老天爷安排好的宿命，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心中的顶天柱倒塌了，心魂似飘蓬在苍茫的荒野中浮游着，无所归依。
家庭富裕些的同学早已是踌躇满志，填志愿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高中，继续圆满着自己的大学梦想。我的梦呢？东挪西借、拼拼凑凑读完了那最后一个学期。也许我真的应该感谢上苍，我懵懵懂懂的考上了当时绝大多数农村初中生梦寐以求的中等师范，跳出了农门，用乡民们的话说就是躲过了天空中那个毒辣的太阳包和骤雨的暴淋，洗净了泥腿子。
国家对师范生很是优待：不但对每位同学提供粮油供应计划，每月还有发放到手的十四元五角钱补助。单凭这些就为我完成三年中师学业减去了绝大部分负担，初中时如影随形的饥饿时日完全离我而去。
二三十年来，往事一幕幕，如烟，如诗，如禅，在时间里浓淡，消长。而关于吃的陈年旧事，却已酸涩得铭心蚀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