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阿祥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历史与文学、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地名学与南京地方史。)
我们在谈论“中国”这个称谓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为什么要讨论“祖国的名称”？因为这些名称的“因为”与“所以”，不仅是个十分复杂、相当有趣的学术问题，而且是个非常重要、应该明了的现实问题，道理明摆着：作为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名称，包括自称与他称，焉能不知？怎可不解！
今天，“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国号的正式简称，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身边、普遍到我们都不太会去特别关注的名词。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
在这里，中国就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简称就是中国。在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并不称“中国”，也就是说，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并以“中国”作为正式简称之前，“中国”只是我们国家一个非正式的名称。然而，尽管“中国”只是个非正式的名称，却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使用广泛，影响深远，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周、秦至汉，魏晋隋唐，直至宋元明清，我国古代历史书写下了三千年数十个朝代的更替流变，历朝历代虽有各自正式的国号，但都延用了“中国”这个名称。
那么，“中国”这个名称究竟具有怎样的地理指代意义、文化象征意义？“中国”又是如何成了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旷世大名？
同时，众多繁杂的域外称谓，如称我们为“China”、“Serice”、“Taugas”。这些名称又是如何产生的？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和特殊涵义？
西人利玛窦眼中的“中国”
1582年，31岁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从印度启程，登陆澳门，开始了他的中国传教之旅，直到生命的尽头。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大明京师（今北京），万历皇帝朱翊钧给予他以极高的待遇：赐葬京师西城外。
利玛窦晚年时，感到余日不多了，便开始致力于撰写《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经过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增修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一经问世，就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繁荣富庶的中国，也因此而真实地、立体地呈现在欧洲人的眼前。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第1卷第2章中，利玛窦这位与中国士大夫颇多交往、直接掌握了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典籍进行过钻研的西方“中国通”，第一次相当详细地解释了当时的欧洲人还觉得模糊不清的“关于中华帝国的名称”问题。
利玛窦的分类
“中华帝国的名称”，可谓纷繁复杂，利玛窦聪明地将它们区别为三类。
关于第一类名称，利玛窦认为：“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ica regio）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丝绸。”
关于第二类名称，利玛窦写道：“中国人自己过去曾以许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国家，将来或许还另起别的称号……因此我们读到，这个国家在一个时候称为唐，意思是广阔；另一时候则称为虞，意思是宁静；还有夏，等于我们的伟大这个词。后来它又称为商，这个字表示壮丽。以后则称为周，也就是完美；还有汉，那意思是银河。在各个时期，还有过很多别的称号。从目前在位的朱姓家族当权起，这个帝国就称为明，意思是光明；现在明字前面冠以大字，因而今天这个帝国就称为大明，也就是说大放光明。”
关于第三类名称，即利玛窦所谓“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利玛窦阐述，“中国”这个词表示王国，“中华”这个词表示花园，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
简而言之，利玛窦的分类法是这样的：第一类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第二类是中国历代的国号，第三类是中国人指称自己国家的习惯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