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逸飞（香港中文大学）
革命还是告别革命？
“革命”二字在如今已经成为了现代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字眼了，特别是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目睹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轰然崩塌，又见证了曾经的红色中国选择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革命”话语的消解成为了大势所趋，西方建基于自由民主的一系列政治议程俨然成为历史最终的胜利者。
“告别革命”，“拒斥革命”，把革命与非理性的暴力、血腥的镇压行动相联结，同时把历史演进过程中一切后发的恶果（典型的例子包括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以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都追究至其源头之不善，仿佛革命从始至终都是一场吞噬人命的无意义的混乱，成为大多数生活在21世纪的人对革命的刻板印象。
不过鲜有人意识到这种对革命的负面评价也不过是晚近才发生的事，它被一系列后见之明所左右，却刻意无视了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行动发生发展赖以存在的语境。
如果将视角转回20世纪的中国革命，其中所包含的持久的暴力元素自然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话题。1927年，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番话成为了对中国革命中的暴力最好的注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但是，暴力与杀戮真得是中国革命传统的全部内容吗？
实际上，就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于湖南、江西两省组织农会，以暴风骤雨之势打倒土豪劣绅的五年以前，1922年，其亲自参与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却提供了中国革命的另一条可能路径，这一场罢工没有诉诸阶级斗争的理念，没有暴力流血，也没有财产损坏，但工人们的要求最终获得了路矿当局的满足。安源罢工引导人们去重新发掘中国革命在暴力之外的其它更为积极的思想资源。
安源的革命传统
安源，地处湘赣交界处的江西萍乡县武功山区，以其所蕴藏的丰富的煤矿资源而远近闻名，1898年晚清著名洋务官僚盛宣怀在此设立“萍乡煤矿总局”，随后又修建株萍铁路，安源煤矿出产之煤炭得以经由湖南源源不断输送至位于湖北的汉阳铁厂。
至20世纪初，盛宣怀又将安源煤矿与汉阳铁厂及大冶铁矿合组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工业联合体“汉冶萍公司”，公司积极引进西方工业技术，提升产能，而安源地区的工人数量也不断增长，至1920年代，包括萍乡煤矿及株萍铁路在内的安源路矿工人合计达1.3万余人。
1921年秋，刚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安源，此处大规模的工人队伍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革命潜力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毛泽东立即指派时年仅二十二岁的李立三前往安源，李立三的任务是为工人们开办补习学校，帮助他们识字。毛泽东一再叮嘱李立三不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去发动工人，一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当地盛行的秘密会党结社，积极去团结工人，以此作为将来动员工人力量的基础。
李立三不负所托，很快就在安源工人中间建立起了威信。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因路矿当局封闭工人俱乐部以及拖欠工资准备发动罢工，李立三为罢工拟定了一句激动人心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句口号遵循了毛泽东的建议，强调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维护人的尊严。
在罢工举行前夕，出于对罢工中可能出现的暴力流血的担忧，毛泽东再度委派时年二十四岁的刘少奇前往安源，领导和监督罢工行动。在刘少奇的建议下，李立三积极寻求安源当地的洪帮合作，成功获得了后者对罢工的默许与支持。罢工最终于1922年9月14日展开，持续了5天，至9月18日，路矿当局不得不接受工人们的条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自1922年9月罢工胜利至1925年8月，安源便以“中国的小莫斯科”之名闻名于世，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先前被封闭的工人俱乐部重新建立起来，俱乐部照顾到工人日常生活各方面的需求，从教育、医疗到举办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包括讲演、戏剧、电影、展览等等，俱乐部的资金来源也很充裕。
不仅有路矿当局方面给予的经费，工人每月工资的一部分也被用来作为俱乐部运营的津贴，俱乐部将所获经费的百分之六十用于举办教育项目，至1925年，安源一共建立了七所工人学校，另有十三个阅览室和一个图书馆。
虽然安源的“小莫斯科”事业在1925年在军阀势力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但它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首先，安源成为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训练场，这其中就包括了毛泽东、刘少奇与李立三；其次，安源工人中相当大一部分参加了之后的秋收起义乃至工农红军，成为了中国革命重要的有生力量。
不过，正因为安源的过往历史与之后的中国革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安源的“革命传统”被一再地以各种名目重构与再造，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反而愈发模糊难辨了。
安源革命传统的重构与再造
1967年，在文革的怒涛中，时年二十二岁的年轻画家刘春华完成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幅作品，这幅油画名叫《毛主席去安源》。画面中的青年毛泽东身着长衫，右手拿着一把红色的油布伞，一副知识分子的打扮，他正翻过云雾缭绕的武功山脉去完成他的革命使命，画面中的毛泽东形象极富浪漫色彩，甚至带有浓烈的宗教气息。
这幅画甫一面世，便一炮而红，被江青誉为是“革命杰作”，与《红灯记》钢琴曲并列为“两大艺术瑰宝”。《毛主席去安源》此后被大量的印制，出现在各种海报、邮票、香烟盒、雕塑、瓷盘、毛主席像章以及刺绣上面，其印刷量总计有9亿张，成为了世界上印数最多的油画。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毛主席去安源》并非是一幅单纯地表现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画作，其背后还隐藏着更复杂的政治意图。正在刘春华绘制这幅作品的时候，刘少奇已被打为“叛徒、内奸、工贼”在党内失势，而曾为安源罢工立下汗马功劳的李立三也因与刘少奇的牵连，遭受批斗，于1967年6月22日自杀身亡。
《毛主席去安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配合了政治上的“批刘”风潮，它不仅宣示了只有毛泽东才是安源工人大罢工的唯一领导者，而且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唯一的和当然的领袖。
《毛主席去安源》抹去了安源罢工中那一丝温和与非暴力的色彩，它点燃了无数文革时代青年人的激情，驱使着他们“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为革命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随着文革的结束，《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作的命运经历了一连串戏剧性的变化，1995年刘春华将此画以550万卖给了中国建设银行广州银行，但有关这幅画的所有权问题，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诉讼；《毛主席去安源》在艺术领域被不断戏仿和改编，譬如，在王兴伟1995年的画作中，主要人物穿着阿玛尼衬衫，手里拿的是现代的弹簧伞，更有趣的是他背对着观众，离开安源。
安源革命传统的重构进入了新的阶段，它已经不只是在为现实的政治目的服务了，它还表现着后革命时代中国社会所弥漫的那股与革命历史断裂所形成的深层次的虚无与迷惘。
《毛主席去安源》的各类戏仿成为了中国革命命运的一个深层次的隐喻，由年轻和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发起，经过一系列的艰难险阻，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的敌手，最后在市场经济与商品化的浪潮里消融。
时过境迁，今天再来回顾安源的革命历史，中国革命所呼唤的那个公正平等和每个生命都活得有尊严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能在暴力之外，找寻到中国革命能够赋予现今中国社会的更多启示，或许是安源的革命传统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Elizabeth J. Perry, “Reclaim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7,No.4 (November) 2008: 1147-1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