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被判刑，在农场知青中掀起轩然大波。

1978年初，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没有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改革开放”大幕还没有拉开，“两个凡是”还没有被冲破。但是，毕竟是1978年了，而不是1968年。1978年初，人们的思想意识、抗争意识，特别是法治意识，已经开始破土、萌芽。

建国初期，国家就着手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法律，如婚姻法、土地法、五四宪法等，只可惜，1966年后，法律遭到了肆意的践踏。在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前提下，一切活动都要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法院判决自然也不例外。

本来法律就不健全，一些判决常常以政策甚至风俗习惯作为判决依据，“十年动乱”时期，法律虚无主义更甚，判决不是由司法机关作出，而是所谓的“革委会”；依据不是法律，而是阶级立场和领导的指示，随意性极大。随便看两个案例：

案例一

流氓奸污幼女犯，钟××，男，18岁，捕前为×中学生 ××省××县人。钟犯自幼染有流氓恶习，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间，以食物、零钱等诱骗手段，奸污幼女五人，猥亵幼女多人。教育后仍不知悔改，继续在公共场所追随妇女等进行流氓活动，罪行严重，依法判决流氓奸污幼女犯钟××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1969年9月30日至1977年8月30日止）。

案例二

现行反革命犯，潘××，男，25岁。潘犯思想极为反动。一九六六年，因其散布反动言论，偷听敌台广播，被革命群众批斗。由于潘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批斗后不仅不知悔改，还进行翻案活动，而且变本加厉地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恶毒已极，反动透顶。潘犯刻骨仇恨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幻想变天，扬言散发反对传单，企图对革命群众进行报复，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严厉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潘××有期徒刑十年。

看完判决，一个头两个大：

1、事实不清。钟××，不知道在何时、何地奸污了五名幼女？又猥亵了哪些幼女？这些幼女的个人状况如何？他在公共场所追随妇女时，有什么样的“流氓活动”？判决时被告18岁，主诉的犯罪事实起自1963年，不难推算，当年被告只有12岁。而潘××，不知道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反革命言论？

2、法律不明。判决都说“依法判处”，但两份判决中，没有一份援引法律条文，那怕是政策条文也好呀，至少也该援引《公安六条》吧？没有，都没有。罪名“流氓奸污幼女犯”、“现行反革命犯”，更是莫名其妙。

3、随意性大。“现行反革命犯”潘××，只不过“扬言散发反对传单，企图对革命群众进行报复”就被判十年，而“流氓奸污幼女犯”钟××，不但“奸污幼女五人”还“猥亵幼女多人”，却只判了八年。

如此说来，周国平虽然判10年，但证据“确凿”，相比案例中“扬言散发反对传单，企图对革命群众进行报复”就被判10年的潘××，国平应该还算是比较轻了。

虽然如此，还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周国平被捕，知青们情绪就不稳定，判决下来后，一下就炸锅了，不稳定的情绪迅速膨胀，各种苗头蠢蠢欲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农场领导高度紧张，作出了改善生活、提前探亲、延迟回场、重点监控、收回枪支、解散基干民兵排、请求驻军协助等一系列应对措施，严阵以待。

然而，一切努力的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一切担心都是杞人忧天。一个星期后，农场居然风平浪静，甚至比以前更平静。农场领导大跌眼镜：“没想到，怎么会是这样？”

没想到。又一个“没想到”。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就是个“没想到”的年代，或者是说就是个不断创造“没想到”的年代。

周国平被捕、判刑，在农场知青中掀起轩然大波，似乎一场“风暴”在所难免。然而，“风暴”还没有形成就偃旗息鼓了，知青们好像一下子“清醒”了，一下子“学乖”了，一下子“听话”了，一下子“归阴服法”了。不仅二话怪话少了，而且出工非常积极，干活非常玩命，以致农场一些领导暗喜：知青表面上乱五乱六的，原来也不过如此。

错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平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平静的下面暗流涌动，孕育着一场更大“风暴”。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知青联谊会”，虽然已经动议很长时间，但一直都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或者说缺乏实施的动力和时机。没想到，周国平的被捕，成了催生“知青联谊会”的动力和时机。周国平被捕后，“孟定农场知青联谊会”终于正式成立了，马儿被推举为“副会长”。可以说，没有国平的被捕，就没有“联谊会”的诞生；没有“联谊会”，就没有后来的“罢工胜利”，小镇也不可能“荣幸”地成为知青的“终结地”。

为掩人耳目，“联谊会”对外宣传“宗旨”：联络感情，稳定思想，建设扎根边疆；交流经验，互帮互助，救助困难知青。这样的“联谊会”，对农场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农场领导对此并没有引起重视，而是听之任之。

实际上，“联谊会”成立后决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集会游行”。

为什么“无疾而终”？在“联谊会”成立的当天晚上，马儿、刘卫东等人与刘踅孀、刘星、老夫子作过一次“意义重大”的非正式谈话。之所以说“非正式”，是因为那天晚上本意是喝酒，没想到喝酒喝出“真知灼见”；之所以说“意义重大”，是因为“真知灼见”改变了很多人的政治命运，无意中应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典故。看来，喝酒也并非一无是处。难怪那么多文人骚客嗜酒如命。

那天，马儿参加完首次“联谊会”回来，与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另一位“副会长”刘卫东。刘卫东是五分场的成都知青。他长得英俊潇洒，性格开朗，为人仗义，唯一的“缺点”是喜欢喝酒。马儿因为对“集会游行”忧心忡忡，邀请刘卫东来做客，还想与他进一步沟通。他本不想来，见马儿带回两瓶难得一见的泸州老窖，便半推半就过来了。马儿回到生产队，立即叫来驼子、刘踅孀、刘星、老夫子等几位“铁哥们”一起分享泸州老窖。

在宿舍，马儿边在电炉上烤红薯，边与众人喝酒冲扩子，对“联谊会”的事一字未提。不知是因为酒烈，还是因为没有下酒菜，或许是因为周国平的事情郁闷，才一瓶酒下肚，大家就有点喝不动了。不识时务的老夫子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说，若是国平在，这两瓶酒还不够他一人喝的。

话题说到周国平，气氛一下就沉闷了。

马儿说：“本来，今天参加同学集会，场部的一个同学送了两瓶好酒，叫大家来喝酒，不谈伤心事。既然提到国平，大家不妨敞开说说心里话吧。卫东也是我们成都的知青，不算外人。大家有啥子说啥子，省得闷在心里鬼火绿。”

沉默。老夫子知道刚才说错话了，为了打破沉默，他无话找话，摇头晃脑地说：“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

听了他没头没脑的话，大家还是沉默。

见大家不说话，马儿看了刘踅孀一眼，说：“国平曾说过，不行动是等死，行动是找死。这话不幸被他言中了。国平是为我们千万知青而被捕的，在知青眼里，他不是犯人，而是英雄。所以，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任人宰割。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平，我们都必须要有所行动。否则，我们就枉为知青，说更严重点，枉为人。国平的仇一定要报，他的案子一定要翻。当然，我说的报仇并不是再打指导员一次，那样未免太狭隘了。最近，听说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全国大案都有可能要翻，我们想以此为契机，彻底落实知青政策，清算一切对知青不公平的行为、案件。直说吧，针对国平的案子，我们计划近期组织一次大规模的集会游行，用行动反映我们的心声。你们都是高干子弟，又都是局外人。所谓旁观者清，我和卫东都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踅孀说：“罚酒。首先，我们是战友。其次，我们多少也沾了一点点‘知青’的边。说我们是局外人，未免有点伤人了。”

马儿认罚，并把剩下的一瓶酒打开。

又一瓶酒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

踅孀说：“我赞成有所行动。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人不能活得太窝囊。但行动一定要目标明确，纪律严明，同时注意方式、底线。否则，真的是找死。”

卫东点头：“我赞成。所以，在联谊会上我是第一个举手的。”

老夫子说：“我不赞成。事物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必然过程。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万事万物都有正反两面性，易经上叫阴阳。国平老师被判刑，在我看来未必是坏事。撇开个人命运不说，他的判刑有可能会加速改变知青的命运也说不定，只是需要时机、时间。我认为，现在行动的时机不合适，应该忍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也。”

说国平被判刑不是“坏事”，知青们根本接受不了，认为他书生气，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此，对他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没想到，刘星也基本同意他的观点。但刘星的分析更容易让人接受。

刘星说：“老实说，我也不赞成。有所行动，是对的。没有行动，上层根本看不到下面的真实情况。但行动，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国平是反革命，的确有点牵强，现在终究不是四人帮时代了。从目前的形势看，国平的案件迟早是要平反的。真金不怕火炼，只是苦了国平了。现在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我认为大的环境还不具备。从古至今，凡成大事者，无不占天时地利人和。现在可以说一样都不占，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束缚。在这种形式下，想为国平翻案、改变知青政策，都不太靠谱。想通过集会游行为国平翻案，根本没有可能。不但没有可能，组织者还有很大政治风险，完全有可能被抓被关。当然，不是说有风险就不能干，关键是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值不值得冒这样的风险。如果明知道前面是悬崖，还要跳，就是蛮干瞎干。明知不可为而为，是最愚蠢的行为。所以，我不赞成现在集会游行，应该时刻准备着，等待政策的变化，等待时机。什么时机？就是‘两个凡是’的松动。我相信，从大的形式看，等待的时间绝不会太长的。所以，我同意老夫子的观点，按照阴阳学说，物极必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句话，忍辱负重，等待时机，静观其变。”

马儿点头，其他人也基本同意刘星的观点。

踅孀说：“我基本同意刘星的分析，同时收回刚才的话。我听说，知青问题已经引起中央的关注，特别是邓副总理的关注。有小道消息说年底中央将会召开知青工作会议。”

经过认真分析，马儿、刘卫东完全同意刘星的观点。特别是刘卫东，完全改变了看法，并决定与马儿一起说服“会长”，取消“集会游行”计划，养精蓄锐，等待时机。“联谊会”除会长外，只设了两位副会长，即马儿与刘卫东。现在两位副会长意见一致，取消“集会游行”计划是有把握的。

刘卫东是个铁骨铮铮的成都汉子。他与马儿出了同乡同学，还有很多相同之处：工人家庭、同为长子、同样年龄、同样经历、为人仗义、敢作敢为；不同之处：马儿善于思考、遇事冷静、三思而行，他性格开朗、不拘小节、不计后果，所以，后来他在“请愿罢工”会场发生割腕自杀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马儿也认为此时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时机不成熟，由于会长、副会长刘卫东及多数成员赞成，他在“联谊会”上也不好反对，加上反对的理由准备不充分，头脑一热，就同意了。听了刘星的分析，更坚定了他的想法，加上刘卫东的支持，他才作出这样的决定。

世事无常。没有那两瓶泸州老窖，刘卫东就不会去母猪山生产队；刘卫东不去母猪山生产队，马儿就不可能作出取消“集会游行”计划是的决定。

就这样，两瓶酒、刘星的一句“忍辱负重，等待时机，静观其变”就压住了火山口。不。实际上，仅仅是推迟了火山爆发的时间。因为，火山的爆发根本压不住。就是泰山也压不住，何况是易燃的两瓶酒，何况是小小的“流星”，何况是不平凡的1978年。

197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