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山谜窟，虽说是“谜”，可这种神秘，众说纷纭，游览过后，内心无谜，简单的事情故弄悬殊，故意用大量的传说、考证来迷惑有人，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我对传说不感兴趣，我看到了先人苦难的生活，只想静静回味后人为啥回避？
中国的历史记载，其实是一部帝王和名门望臣传纪，二十四史，记载什么，谁都清楚。
徽州，在自给自主的农耕时代，绝对是一个贫穷地区。可这个地区却不像其他贫穷之地，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在这个耀眼的光环背后，是多少凄凉悲惨的血泪。
其一，我们的先人不高贵。这是我们后人，也是中华民族的通病，先人如果腾达，则大肆宣扬，仿佛还可以粘光，如是地位低下者，则尽量回避。从徽州族史考证看，徽州除少数本土氏族外，多为北方迁徙而来。特别是在晋、唐、宋时期，形成了三大迁徙高潮。第一次迁徙高潮源于两晋“永嘉之乱”，来徽的有程、鲍、俞、余、黄、谢、詹、胡、郑等九族。第二次迁徙高潮行于唐代的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来徽的有陆、陈、叶、孙、洪、罗、舒、姚、赵、戴、康、施、冯、夏、李、朱、潘、刘、曹、毕、王、江、许、廖等24族。第三次迁徙高潮起于两宋“靖康之乱”，来徽的有柯、宋、张、周、阮、杨、蒋、刘、饶、马、滕、孔、徐、吕、韩等15族(以上载自百度百科)。还有，入“徽”为官不归和文人学士慕恋新安大好山水栖此不回，也是外姓留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能从遥远迁徙而来，都是经济实力强厚的。迁徙而来的，有站住脚的，也有站不住脚的，甚至土族被外来迁入族统治，成为奴仆和下等人。当先人落入下层贫民和贱民时，大多数是不会被惦记的。其实那不是耻辱，而是面对现实。
其二，便是那些无从考察的能工巧匠。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
徽州社会和文化是在南宋以后崛起，明清时达到鼎盛与繁荣，清末以后衰退的。历史上有纷呈的学派与流派，内容几乎涵括文化的所有领域。其文风昌盛、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自宋至清，徽州共建有书院、精舍等260多所；社学明初有462所，清康熙时达562所，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科举及第者众，仅明清两代徽州本籍中举人者996人，中进士者618人，状元数仅清一代本籍加寄籍有18人，曾涌现出了朱熹、程大位、汪道昆、朱升、江永、戴震、俞正燮、王茂荫、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大批杰出人物。
历代典籍文献记录的是上层社会大事、国家民族大事或地方区域大事，民间的、老百姓的事则很少问及。即使是正直文人、学富五车的彦儒、文士，记述了下层社会的一些事件，也总难免受中国传统文化及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在不自觉的影响而存有偏见，或囿于一叶障目。于是，对反映作为一个世界农业大国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文化和现实的资料甚少，有也是加了选择和文饰的，而这恰是徽州社会与文化存在的空间。古代的工匠，确是最底层贫民。而这些手艺，也是靠口口相传来传授的，没有一个文人，甚至是落魄成为工艺人的文化人，也羞于记录卑贱的底层苦难生活。特别是采石、船工这样的重体力危险活，只有在万不得已为活命的情况下才去从事。这些下层的劳动者，犹如野草一样自生自灭，无痕无影。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许多精美的建筑、雕刻、碑刻等只记载达官贵人主持修建，不提及任何一位从事具体建筑或雕刻的工匠。像主持我国赵州桥建设的李春（在当时应该是最伟大的建筑大师）在史记文献中也是被一笔带过。南北朝的石窟、乐山大佛的雕刻没有记载一位工匠的名字。当然像徽州的渔梁古坝、许国石坊等规模较小的建筑无从记载也是可以理解的。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如世外桃源，历史上除“太平天国”战乱外，少有战祸，安宁的生活不仅保存了大量的物态文化资料。这些物态文化资料，可以补充文字资料的不足，徽派建筑、徽州村落、新安画派、徽州工艺等，却不能还原历史的真面目。相对稳定的生活使得以口述和演唱形式保留下来的无形文化遗产也没有间断。如傩舞、目连戏、徽剧、民间游艺、传统工艺以及民俗、方言等。
游览了花山谜窟，其实每一位游客心中都无谜可言，那是千百年来，处于底层生活的平民为了糊口而开凿的地下采石场。什么屯兵、皇陵等众多的假说和各种猜测只为增添景区的神秘感，成为招揽游客的噱头。而我为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文化的徽州先人感到遗憾和惋惜，忽略了最基层的民间能工巧匠，忽略了为上层社会提供物质基础的“低贱”劳动，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缺失。如果有一位识文懂字的先人笔尖轻轻一点，可以使许多谜底真实再现，可以为我们留下更丰富的文化工艺；同时更为我们不了解先人生活感到悲哀。在刻意追求物质财富的时候，不要再践踏那历经沧桑的先人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