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

　　K先生是我的同事，一个不幸的人。我们一同乘车回家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从左数第二个座位上。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我了解他的遭遇。
　　2001年那个下大雪的星期五，天气阴沉潮湿，我们在邮电部门口等车，一边跺着脚一边闲聊，不时地掸一掸身上的雪。从总站发出的车晚点了，车轮把黑色的带冰碴的泥浆甩到人行道上。我们上了车，坐在各自习惯的位置上。那个时候，楼上的大钟刚打过六点。
　　过了两站地，我把座位让给了一个老太太，自己抓住扶手站着。车箱里此时已经拥挤不堪，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了。我听见K在后面叫我——原来他旁边的位置空出来了。我侧着身努力往车厢后面挤，同时巧妙地把竞争者都挡在了身后。
　　“进里面去，且到不了呢。”K说，侧过膝盖，给我让路，等我在窗户边上坐下，他就用腿抵住前排的靠背，像关上一扇门一样，把我关在里面了。对于他来说这个位置实在有点不舒服。
　　K在我的上级部门，资历比我老，职位也高一些，据说是个脾气古怪极不合群的人，和我一样都是那种前途黯淡不堪造就的低级职员。因此我们互相尊重，交谈起来也随便一些。
　　“你结婚了么？”过了一会，他问我，“有女朋友了吧？啊，是么。”他不止一次这么问过我，在我看来，这也许是他谈话一种习惯——就像下棋的固定开局一样。他继续问我：“你们俩是同学？”
　　“对，我们是大学同学。”我说。
　　“不错，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定呢，今年或者明年吧。”我说。
　　“啊，这是好事儿，”他说，赞赏地笑着，“我的大学同学里有四对结婚的——同一个班里。高中同学里也有。小学，你相信么，小学同学里也有：俩人十多年没见了，一见面聊得还挺开心，那干什么呀，干脆结婚吧……这种事儿还真不少，比起相亲的成功率还高。”
　　“您跟您爱人也是同学？”我问。
　　“对，我们是那四对中的一对。但是我们在学校里没好，上学的时候，我们俩几乎不认识……我没你这么幸运。在校园里谈情说爱，无忧无虑，这是多么美的事儿，是不是？我说的对吧。不过我觉得这种爱情有时候会很残酷。”他看了我一眼，继续说道，“当然了，爱情到什么时候都是残酷的。特别是对失败者。但是在学校里，学生其实就是奴隶——他从早到晚坐在一样的位置上，周围是一样的人，窗外的景色也是一样的。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好几年。这和带镣划船的奴隶不是很像么？当然了，他们不会吃鞭子，但也不能喝酒——自己买的也不行。据说上了学就能有远大的前程，能远大成什么样？就像这样。”他用手在自己和我之间比划了一下，“这本来就够痛苦的，在这种环境里，你要看着自己爱的人和别人在一起……这种打击，这种折磨有多少人能忍受得了。而且你没有办法逃避。你要和他们一直生活下去，这种生活是以年来计算的。这完全能毁了一个人。”
　　我感到他的比喻特别有趣，就笑着说：“这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漂亮的姑娘，喜欢的人少不了。不过也没听说谁为这个自杀的。”
　　“那是因为他还有父母。他想起他们心就软了。我们总是告诫孩子，在父母之前死掉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就像宗教认定自杀是犯罪一样——这一条一开始恰恰是专为奴隶制定的。从罗马到中国你没听说过有哪个奴隶自杀，对么？因为那等于破坏生产，是必须禁止的。但是克娄帕特拉自杀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自杀我们知道，三毛自杀我们也知道，因为对于大人物来说，那是勇气的体现，值得大书特书。可是孩子呢？”他说，转过脸去看着窗外慢慢移动着的车流，“他能怎么办，他的命都不是属于自己的。他只能忍耐。我说的就是我自己，你明白么？我体会过这种感觉。你很幸运，你爱上你的同学，她也爱你，水到渠成，多么美妙。可是事情的另一面，或者说，它有可能变成的那种样子，你就不知道了。但我知道，我可以给你讲一讲。你愿意听么？
　　我表示洗耳恭听，于是他就讲起来。
　　“我现在住的地方，你知道，就在……去年三月份的一天，我到物业去询问能不能种几棵树。不凑巧，办公室没有人，我就坐在沙发上等着。我想找点事情做，就拿过一份居民登记表来，我一边看一边在心里想：我那些几乎没见过面，即使见过也不知道姓名的邻居们，他们会怎么看我的计划，会同意我种树么？
　　这时候，一个名字进入了我的视线。一瞬间，那个曾经日日夜夜折磨着我，让我感到恐惧、屈辱、和绝望的噩梦又苏醒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意味着，那个据说后来成了她丈夫的人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如果传闻是真实的，如果他们没有分开，那么她也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里。
　　我把那三个字读了一遍又一遍，逐渐意识到事实也许就是这样的。
　　那是一个极为古怪的名字，取这样的名字有双重的好处，一来可以避免重名，二来能体现父母的博学。
　　但是如果我的父母给我取这种名字，我就可以不赡养他们……
　　我想到当初我们念书的那所学校，离这儿并不太远，她和她丈夫的家又都在学校附近；这么说，多年之后我们三个人又在一起了。
　　我站起来，激动的从房间的这个角落走到哪个角落，来回转着圈，险些被地上的抽水机绊倒。我已经不能冷静地思考了，甚至忘记了来这的目的。我几次走到门口，可是每次又都折了回来。如果当时有人正巧路过，看见我那副可笑的样子，或许会把我当成一个惊慌失措的贼。

　　所有的事情都要从15年前说起，那会我还是个中学生。我念的那所学校名声非常不好，现在已经改成旅馆了。为了能继续念高中，然后上大学，我除了在学校用功，还要上好几个补习班，几乎不能休息。大概是在初二的下半学期，我发现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我都能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女孩。我骑车沿着天坛的围墙往东走，在虹桥市场前面过马路，这时候她从北面骑过来。我们一起等绿灯，然后她往东走，我往北走。我第一次看到她就喜欢上她了，她那时候真漂亮，你知道周围的人怎么看她：男人，不论年轻的或者上了点年纪的，在她面前都会变得不自在，像傻瓜一样，有些人装作一本正经，目不斜视，另一些人突然变成了演说家和辩论家，期望引起她的注意。年轻女人对她投以冷淡的不以为然的目光，就像在考场里的人打量素不相识的邻座一样。老人和上岁数的女人看她时，目光里则充满了惊叹和爱怜，她们几乎是贪婪的瞧着她，微笑着，暗自或者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欣赏，那样子像是在说：这个小姑娘，如果是我的孩子，或者干脆就是我自己，那该有多好啊！
　　我们每次在相同的时间相遇，因此我猜她也在上补习班。有一次她穿了一件校服，我由此知道她也在上二年级，只是学校比我好得多。后来，我渐渐不满足于这样匆忙地看她一眼了，我改变了回家的路线，开始尾随她。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她后面，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即便她回头也不会发现我，我却可以一直看着她的背影。我如醉如痴跟着她骑出一公里左右，在最后一个能回家的路口停下，怅惘地目送着她消失。
　　那个时候我是个瘦高个，有些驼背，胸膛凹下去，嘴唇上长着一撮胡须似的绒毛，我为自己的这幅样子难过，十分自卑，以致没有勇气和她搭话，甚至不愿让她看到我。但是每到星期天，我却总要煞费心思地打扮一番，梳洗干净，穿上自己认为最新潮最体面的衣服出门。
我期盼着发生一种超自然的，类似奇迹的事情，让我们自然而然地结识，但这种事到底没有发生。
　　初二暑假的第一周，我没有在路上遇到她。接下来的一周也没有。整整一个暑假我再没有见过她。我想她可能不去之前那个补习班了，要不然就是已经有所察觉，故意改变了回家的路线。
但是我没有放弃希望，每个星期天还是要在那个路口多等一会。
　　有一次，我坐在路边的水泥台子上，心里难受极了，怎么也不愿意回家。我从下午一直等到天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路灯都亮了。
　　回到家我撒了个谎，说自己在学校附近被小混混抢了——那一带这种事是常有的。我父亲气疯了，带我去派出所要求立案侦查，他情绪激动，大喊大叫，差一点被关起来。第二天他又请假去和校长谈话。上早自习的时候，我看见他穿过操场往外走，汗毛掉光了的大骨节的胳膊像被打断了一样沉重的垂下来，在身体两侧微微摇晃着。他板着脸，眼睛通红，像哭过似的。
　　这事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警察和教师的意见是：要么搬家，要么就上个好点的学校。
　　这是一句没什么意义的话，但对我却是个启发。我想假如我能考上她那所学校，那么也许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前提是她留在本校继续念书。
　　那个时候的中考和现在不太一样，和你们那会也不一样。你们是考试之后填志愿，还是之前？总之我就这样决定了。我的志愿只填了一个学校。这么做相冒险，我妈和老师一致反对，以为我疯了。我父亲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高兴得很，直夸我有志气。
　　在剩下的一年时间里，我拼命用功，终于如愿了，我的成绩刚好超过录取线。
　　“您考了多少分？”我问
　　“530分，不算太高。比你肯定是差远了。你是哪个学校的？哦，那可不是么，这个分数在你们那儿真不算什么。”
　　“也不一定，越往后分数越不值钱，”我谦虚地说，“您那会儿总分是多少？”
　　K张着嘴想了想，说：“大概是600吧，我记不清了，语文和数学都是120分……英语呢。大概是600分吧，我们不考体育。”
　　“哦，那其实挺不错的。”
　　“是么？”K感激地笑了笑，继续讲下去，“我记得出成绩那天，我约了一个好朋友一起看榜——他没有参加考试，完全是陪我。那年夏天太阳特别毒，学校操场上就我们两个人。我的名字在第一张纸上，排第四或者第五，我们俩几乎同时找到的。
　　为了庆祝，我们打了一下午台球，又弄了点啤酒，喝了个烂醉。
　　“那您后来见到她了？”
　　“见到了，就在开学的时候，”K说，然后眯起眼睛挠了挠耳朵上面的头发，“报道的那天，我们从操场上听完训话回到教室；班主任不在。新生当中有些人以前就认识，见了面格外亲热，本校的学生做出主人翁的姿态，故意使用一些自己人才理解的切口暗语。我是唯一的外来者，谁也不认识。只好坐着。我前面是个空座位，放着一个女孩的书包……你应该能猜到了。没错，后来教室的门开了，她走进来了……
　　她手里拿着一张纸，登记学生的家庭住址。走到我跟前的时候她先用秀丽的字迹填好自己的名字，然后把表格递给我，轻轻地说了句什么。我笨拙地握着笔，想把字写得漂亮些，手上的汗把纸都弄皱了。我抬起头，第一次那么靠近地端详她的脸，她似乎对我笑了。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在一起上了一年学，然后我转学了，从此以后再没见过面。现在她和丈夫跟我住在一个小区。这你都知道了。”K苦笑着说。
　　“我是问后来你们俩是怎么发展的？您怎么追她的？”
　　“我没有追过她。我只是暗恋她。从一开始到最后，我什么都没有做。但我猜她大概感觉到了，小女孩对这种事情都是很敏感的，只是有时候故意装作不知道罢了。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可笑的想法，认为我们俩已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我能遇到她，最终又奇迹般地找到她，足以说明这种力量的存在。我对未来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甜蜜的幻想，觉得她理所当然的对我产生好感，因为我就坐在她身后。
　　那段时间，我什么都不做，只是每天望着她的背影，贪婪地呼吸她身上散发出的芳香的味道，脑子里胡思乱想。至于上的是什么课，教课的是谁，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这样怎么行，”我说，“暗恋是没有好结果的，要有行动。您起码也得表现出一个态度来……行动就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否则就一点希望也没有，真的。”
　　“是啊，道理是这样的。”K说，一面窘迫地微笑着，一面眨着眼睛向四下看了看，就好像我在揭露他不光彩的事情一样，“可是当时我什么都不懂，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学然后回家，像傻子一样。”
　　“那当对你怎么样？对你好么？”
　　“好么……怎么说呢。这你知道，在学校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只跟固定的几个人接触，男生和女生不能走得太近，至少不能是公开的。我和她交往的更少，几乎没有正经说过话，我只记得三次，最多三次——有可能会给她留下印象。
　　第一次是上数学课，她被叫起来背一条定理。教师大概是存心想出她的丑，一直强迫她向前看，不许低头。我救了她。她一边听我念，一边假装背诵，做出努力回忆的样子，还故意出了两个小错。坐下以后，她把左手背到后面，给了我一个ok的手势。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一天午休的时候，有人叫我一起玩牌，说她也在。我们去了别的教室，她看到我就笑了，对我说‘他们怎么把你叫来了，你会玩么？’我说我会，她说：‘那好，我们一个班的一头儿，你们别的班的一头吧。咱俩坐一块儿。’我挨着她坐下，紧张得头都晕了，把仅有的一点牌技也忘光了，再加上不懂他们的玩法，一个劲出错。到最后她干脆替我出牌，她没有埋怨我，因为我们是一个班的，而且我还救过她。那次我们俩居然赢了。
　　除此之外，我就不记得什么了，十多年过去了，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像烟一样飘散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我绞尽脑汁地回忆，也只能得到一些零碎的，没有实际意义的印象。把我和她联系起来的，只有这些小事而已。可是这又算什么呢，有谁能回忆起上中学时和别人说过的一次话，玩过的一局牌呢？
　　K沉默了。我也没有再开口，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想法和行为都很奇怪的人，再谈下去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我看着车窗外，思考着要不要下车步行回家。
　　我穿着大衣，坐得又不舒服，屁股和大腿都已经有些麻木了。暖气的出风口就在我脚下，热风烤着我的鞋底发出淡淡的焦糊味。可是外面很冷，路上还有雪。
　　这时K又继续说起来：
　　还有一次，那是在我转学之前，学校的戏剧节，我们班排演《威尼斯商人》。她演鲍西亚，我演夏洛克。全剧只有一幕，从法庭对峙开始，到她对我仁慈的判决结束。剧本是语文老师和我们一起编写的，突出表现了金钱对灵魂的腐蚀，以及必然胜利的人类美好的天性。为了演好角色，我把那种在每一个小钱上讨价还价，不惜互相侮辱的小贩与主顾们的穷酸像，和为了一个眼神，一句闲话就大打出手的小市民的凶狠劲都放到了人物身上——这些本来都是我从小就看惯的。我的腔调和做功都非常过火，但是效果很好。我设计的噱头引得观众哄堂大笑，甚至在不该发笑的地方也笑。演出一度失去了控制，没有人注意其他演员，听他们说话，他们自己更是不知所措，恨不得逃到后台去。大家只注意我，欣赏我，等我再做一个怪相，再大声擤一次鼻涕，或者从袍子里再掉出一件偷来的东西，好大大地哄笑一阵。我在台上看见学校的教务主任一只手捂住肚子，一只手捏住腮帮，笑得从椅子上滑了下去，他那张有黑斑的，肥胖的脸上，热汗顺着额头淌下来，显出一种奇怪的，即滑稽又可怕的表情，让人觉得他大概马上就要死了。
　　谁也不知道演出为什么可以进行下去，一切都是那么幼稚、粗糙、缺乏排练。但时不时的，不知为什么剧场里就会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就像喧嚣的海浪暂时退向大海深处时，平整的沙滩会从水下显露出来一样。于是我抓住一个这样的机会开始念那段著名的，我最喜欢的台词。我声嘶力竭的咆哮，挥舞拐杖指天画地的咒骂，踉跄着在边幕之间奔跑，抱着头跺脚，把那些刚从《茶馆》的演出里学来的表演方法全用上了。我控制了舞台，表现的比之前那个演屈原的男生还要有威力，当我气喘吁吁的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喊道：‘我可不可以拿到那一磅肉。’的时候，感觉自己可能流了鼻涕，于是随机应变地又擤了下鼻子，擤得手绢都飘起来了。观众们又笑了。坐在前排的教师们开始鼓掌，然后大家都鼓起掌来……
　　我们的剧目获胜了。我和她被评为最佳演员——因为她最漂亮，我最逗笑。我们站在舞台上，肩并着肩，身上穿着想象中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服装，脸上还涂着油彩，下面是真心喜爱我们的观众。我们一起捧起了奖杯，我出了很多汗，但她还是用修长白净的手指触碰了我的手，丝毫不嫌弃。
　　假如我在那个时候死掉，我就是幸福的了。K说，阴郁地看着我，似乎在等着我反驳。
“为什么呢？”
　　“因为人应该在最风光的时候死掉就……一个英国人有一种理论，认为在人生的顶点死去的人才是幸福的，所以他说纳尔逊是幸福的，拿破仑就不幸福，不仅不幸福，甚至还很可悲。”
“也有道理。”我说。
　　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雪下得更大了，路面上的积雪既不融化也不结冻，在车轮底下翻腾着，颜色像和了水的荞麦面一样。粘在车窗上的雪花变成了带冰的透明的小水珠，汇合在一起，在玻璃上曲曲折折的向下滑。我们的车用了40分钟开出了五站，在每一站都要耽搁很久，车厢里有一股潮湿的臭胶鞋味儿。
　　K朝前面看了看，对我说：“完了，三环已经堵死了。你们家住哪儿？要我说你还不如下车走回去呢——估计坐车跟走着差不多。我不着急，我得做到头呢。地铁也不行，你看看那人……”
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只见每个车站周围都是黑压压的蠕动着的人群；人行道上已经排起了长队，步行的人们小心翼翼的走着，有些女人打了伞，人流像送葬的队伍一样，默默地秩序井然地前进着。
　　过了一会，K问我：
　　“怎么样，不下车？”
　　“算了，都已经到这了，无所谓。”我说。紧接着又问道“那后来呢，您接着说。”
　　于是他继续讲下去：
　　“那天下午回到学校，收拾完了东西，大家就都回家了，只剩下我和她。我故意耗着不走，好跟她多待一会。她似乎也有意留下来。我坐在座位上，拿了本习题做样子，她站在窗口，我们就离得远远地聊起天来。整个学校都安静下来了，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操场上篮球队和田径队在训练，我们说话的声音并不大，但是在空荡荡的教室里还是能引起回音。我们谈演出，谈考试，谈电影和音乐，她附和我的话，但是显得并不专心，我不断的逗她笑。突然她问我：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不加思索地说：我喜欢你这样的。她说：我不信，你们男生不都喜欢那样的么？随后列举了几个名字。我把她们一一挤兑了一番，那些人是她名义上的好朋友，她虽然嘴上替她们辩护，但似乎很满意我的看法。她又问我觉得那个男生最帅，我说出了几个当时学校里公认的美男子，她嘲笑我的眼光，和我争论起来，结论是男生和女生的审美确实不同。
　　我以为她已经爱上我了，爱上我的才能和机智，因此心里充满了一种飘飘然的幸福感。我看着她的脸，揣摩着她每一个微小的表情，用我的目光捕捉她的目光，敏感地在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里寻找玄机。‘她也喜欢我。’我想。
　　‘我回家了，你走么。’她说。
　　于是我们一同走出教室，走下楼梯，穿过操场，又一起走了一小段路，在一个路口告别了。
我独自慢慢地往前走，微笑着在心里重演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就像刚走出电影院的人们，回想影片的精彩之处那样。我的内心因为掌声、荣誉、风头、以及突然到来的爱，变的兴奋异常，我看什么都觉得美好，无论谁都觉着可爱，我简直想为我的幸福大喊大叫一番，或者随便找一个人拥抱一下。我差一点就那么做了。
　　这时，我突然想回去再待一会，秘密地重温一下刚才的美好时光，仅仅再看一眼她曾经站过的地方也好。
　　当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教室已经上了锁。我走到后门透过小窗户往里看——那上面的玻璃被用报纸挡住了，只留了一点小缝。
　　我看到了直到现在都不愿相信的一幕。她还在，他们两个人正在……K停下，吸了一口气，继续说：性交，现在叫做爱……交媾、行房、云雨、行周公之礼，怎么叫都行，都是一回事……她们不出声，身体像蛇一样紧紧地纠缠在一起。
　　那人就是他现在的丈夫，你明白了？他当时是篮球队的明星，高大英俊，然而却是个流氓，不学无术、没有教养……他擅长摆出一副冷漠的玩世不恭的做派，歪着头眯缝着眼睛打量四周，似乎世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乏味可笑的，让他不胜其烦。这样的功架再配上一副低沉浑厚的嗓音，让他成了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他实际上是个傻瓜，无聊到极点，当时他刚学会一句俏皮话：‘女人天生爱做梦。’一有机会就要说一遍。那两年流行办成人礼，他是男生代表，穿汉服，领着大家拜孔子，宣誓：谨记圣人之教，不负青春韶华。他的青春还真是不负，不错，确实不错。
　　我曾经希望那不是她，可是就像特意要展示给我看似的，他把她翻了个个，头朝着我这边了。她拢了一下凌乱的披散下来的头发，望着我，现出一种既痛苦又迷惘的神情……
　　我回到家，倒在门口的地板上，一直躺到天黑。
　　后来我病了，没怎么上课，学期结束就转走了。
　　看来命运不想让我忘掉这件事，我虽然逃走了，可是到头来，现在，我还得跟他们在一起。
　　“你们真住在一起么，”我说。“没准是同名同姓的人。”
　　“我已经见过他们了，”K笑着说，“天暖和的时候，我在院子里弄我的树，有两三次正好碰见她和她丈夫。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大的会走了，小的坐在车里。她变胖了，像上了年纪的女人那样开始穿平底便鞋和松松垮垮的家常衣服。她一直紧紧地挎着丈夫的胳膊，靠着他的肩膀，脸上的表情既幸福又满足，像个热恋中的情人。
　　她的丈夫还是那个样子，照例摆出一副傲慢的自以为是的可笑做派，他新添了一个习惯，喜欢不时的甩头，把前额的头发弄到两边去。
　　他们都已经认不出我来了，有一次那男人还停下来跟我攀谈，问我为什么不给草坪浇水。我恨不得用剪枝钳把他那张狗脸撕下来，挂在树上……
　　“我不明白您讲这些有什么意思，”我不客气地说道，突然有些光火，“人家的生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您失恋了，您痛苦，可是您也没有真正争取过。您要把您的痛苦归咎给谁？您想怪谁？只能怪自己。人家怎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人家成功了，您没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您太软弱，这就是问题。”
　　“你说的对，我并没有责怪别人。可是……有一段时间我只要一想起当时的场面，心就像贴在烧红的烙铁上一样，我控制不住地打滚，嚎叫着揪自己的头发。我得了癫痫……直到很久以后还不时的发作。”
　　沉默了一会，K继续说：“好在现在都过去了，我也结了婚，过自己的日子了，和别人没什么不同。你说的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终归过去了。你没听出我一直在开玩笑么？”说着他咧开嘴，露出两排湿润的牙齿，用胳膊肘推了推我，“如果我还在意的话，我会讲给你听么？对么？我都不怕你笑话我。”
　　“我不是嘲笑您，我是替您着急，”我看了K一眼，说“机会都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恋爱也是一样。”
　　“是啊，可是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呢。”
　　接下来是沉默。
　　“您种的是什么树？”过了一会，我开口问道。
　　“樱桃和石榴。我想得挺好，樱桃开白花，石榴开红花，漂亮。其实根本长不活，院子里的土不行。还有狗去刨，把树根都挖出来了。他们家的小孩没事儿喜欢推树，大人也不管。我还奇怪呢，怎么无缘无故总忘一边歪呢。我都想给《科学探索》打电话，让他们来研究研究。有怪坡，怪楼，还有怪树……”
　　K和我都笑了。
　　又过了一会，我急着去厕所，准备下车了。
　　“那就是明年再见了。”K说，朝我伸出手。
　　我愣了一下，仔细一想确实如此。周末过后，我就要去普吉岛度假了，我们当真要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了。突然我的心里生出一种酸楚的愧疚感，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说了些客套话。
　　我下车走进仍然在飘飞的雪里，把大衣的领子立起来，呼吸着湿润凉爽的空气，随着人流朝前走去。当天晚上我十点钟才回到家，衣服和鞋几乎湿透了，两腿痉挛似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