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追悼会没同事参加

父亲的追悼会没同事参加

一

一般说来，追悼会上，死者的同事往往是吊唁客的主体之一。
倘在职时英年早逝，工会自会组织同事参加；便是退休多年后辞世，也总有三五个老同事前来扶棺哭灵。
可是，我父亲的追悼会，却没一个同事前来参加。
旁人看来，显得我父亲在单位人缘很差似的。这不能不说，是葬礼的一大缺憾。
造成这缺憾的原因，细究起来，和我父亲当年有段时间刻意疏远同事不无关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父亲调进杭州公交公司当名司机。当时，每辆公交车全天营运十五六个小时，配两名司机，分上、下午两班。上午班从清晨四、五点出车，开到中午十一、二点交班。下午班的司机从中午十一、二点在线路上接班，开到晚上七、八点进场下班。
这样的工作时间就容易出现班内饥饿现象。上早班的，凌晨四点不到就得吃好早饭，然后乘交通车进场将车开上路线运营。往往开到九、十点钟时，腹内便已饥饿，但离下班时间尚早，还需再开两三个来回，这就极需补充能量了，否则难以坚持；做下午班的，在家吃了早中饭去接班，开车开到下午三、四点时，同样饥肠辘辘，也必须补餐了。这是行业造成的饮食特情。
车场安排食堂人员将包子送到各条线路的站房给司乘人员补餐。但不是免费供应的，需司乘人员自行购买。肉包五分，菜包三分。包子馅大皮薄，吃一只便可免除饥饿。
上午补餐一般在九、十点左右。这时早高峰过了，线路上车辆班次可以拉稀，就有多辆车停在站内，多名司乘人员集中补餐。下午补餐一般在三、四点，晚高峰到来之前，也可有多辆车停站内补餐。
起初，谁饿谁买、谁买谁吃。慢慢儿，情况有了改变。要好的同事间开始互相轮流请客。
再后来，有些人只吃不买，专当蹭客。因有蹭客起哄，有些站房渐渐出现了吃大户的歪风。
我父亲是老司机，队里工资级别最高。又是节油标兵，拿最高的节油奖，自然成了蹭客们吃大户的首要目标。一到补餐的时间，蹭客们就起哄要杨师付请客。有的甚至抓起包子就吃，说先记账，一会儿杨师付会统一付钱。
我父亲是请与不请都两难。工资你最高，同事提这样低的请客要求，还真难以断然拒绝。答应吧，站内十余人，一人一只，十余只，一总算，大洋近一元。全天收入的三分之一没了。
倘一月内只发生一两次，那也罢了。但常出意外，我父亲给搭班的售票员买了包子，立刻就会有其它的售票员叽叽咋咋地喊，杨师付，我也要，我也要。于是又引起蹭客们起哄，全体都得买。
屡屡这样被吃大户，竟有人戏称我父亲为羊（杨）肉包。
父亲虽说工资在队里是最高，但家庭负担却很重。我们兄妹六个，当时，前面的四个男孩都已出生，为了照顾孩子，母亲不再外出工作，全靠父亲一人的收入维持生计。
四个男孩都爱食荤。桌上有荤菜，个个狼吞虎咽。没荤菜，便拿着筷子数米粒儿。
看到这种景象，父亲就会问母亲，今天为什么没买荤菜？
母亲说，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快月底了，早没买荤菜的钱了。以往，父亲会把自己兜里的零花钱掏给母亲，嘱咐第二天一定要给孩子们吃上荤菜。可自从被同事们盯上吃大户后，他口袋里常常连一个铜板都掏不出了。
他无钱接济母亲，但仍坚持说，四个男伢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都要有荤菜吃。大鱼大肉吃不起，可买些河蚌、螺蛳、黄蚬这些穷荤给孩子们下饭。
母亲嘟起嘴，穷荤也得买呀。手掌一摊，拿钱来。
父亲摸摸口袋，垂头不语。
为避免屡屡被吃大户，我父亲从此不再进站房补餐。售票员邀他，他推脱说，你一人去吧。我得检查一下车况，并假戏真做地翻起引擎盖检查起来。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工间不补餐了，我父亲常常饿得浑身冒虚汗，双腿发软，难以坚持到下班，看来不补餐还真不行。
他让母亲每天给他备个冷饭团。别人在站房里吃肉包补餐时，他躲车上啃冷饭团。对外则称在保养车辆。
但真相很快暴露。
那天，搭班的售票员肚子饿得厉害，车刚停稳，就跳下车去吃肉包。突然想起票夹忘在车上了，又急匆匆赶回车上来找票夹，正好撞见我父亲在啃冷饭团。见状，她大惊小怪地追问原因。父亲考虑今后少不了要她帮着打掩护，便把不进站补餐的真实原因给她讲了。
谁知这心直口快的姑娘竟把我家的困难和我父亲不进站房补餐的原因通告了大家，并警告说，今后谁也不许再吃我父亲的大户。
大伙不约而同地遵守这个约定，谁都不当面揭穿或背后议论我父亲用冷饭团补餐，避免使他太难堪。
我父亲用冷饭团补完餐后，仍不进站房去歇息。
多辆车一起停站休息的时机，我父亲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认为，他一辆车再节油都有限，只有全队的车都节油了，才能出大成效。他于是提把小榔头逐辆检查起轮胎的气压来。
轮胎气压对于节油来说，有着相当大的关系。气压不足，会影响车辆熄火后的滑行距离。但气压过足，行驶又有颠簸感，影响舒适度。同时，热天还有爆胎的危险。
因此，把轮胎气压始终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就很重要。但许多年轻的司机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于是，我父亲就把全队车辆的胎压检查工作默默地承担了下来。
这期间，他还有另一项重要工作要做。
当时的车辆都是由分电器白金点火系统启动马达。白金点火系统工作正常，就能一次启动马达。但如果白金触点烧蚀了，则需要多次点火才能启动马达，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油耗。
由于夜修任务重，这类故障，即使司机报修了，修理工也常常拖而不修，不修复就会极大地增加油耗，有的车甚至成了“油老虎”。
因此，我父亲平时很注意队里车辆出站时的发动情况。遇到需多次点火才能发动的车辆，他都记下。遇这些车辆进站补餐时，他便邀当车的司机一起检查分电器、用油石磨去白金蚀点，使车辆一次点火即可启动，从而大大减少油耗。
二

其实，我父亲并不是对同事都泛泛而交，曾有两个同事相处得十分密切。
第一个，名叫王荫吾。父亲让我们喊他王叔。
王叔是前街的邻居。他们两人既是同事又是紧邻，关系自然不同一般。而且，王叔有一事常需我父亲帮忙。
那时，公交司机的班头每天有变动的。第二天上哪个班次？需车场总调度室根据车况、人员逐日按排的。总调度表需傍晚才能排好并张贴公佈，因此做上午班的同事在下班时看不到自己第二天的班头，需傍晚以后再特意赶进场去看。那年月，私用电话没普及，公用电话查询既麻烦，还长时间打不进，只得特意进场。离场近的职工还算方便。离场远的职工可就麻烦了。
我家离车场有十几站的距离，去一趟并不容易，但我父亲丝毫没有感到不便。他每次上午班下班，吃完中饭睡个午觉，然后骑辆自行车去车场俱乐部奕棋。他没别的痴好，特迷中国象棋，每天不过几局棋瘾，就浑身不自在。他下午三四点到场后坐下弈棋，奕到总调度表贴出来了，便去看班头。这样一来，既过足了棋瘾，第二天的班头也看来了，岂不悦乎！
可王叔的情况就不同了。他没棋瘾有酒瘾，午觉醒来，踅进前街的一家小酒店，点盘小炒，温斤黄酒，细嚼慢咽起来。然后浑身酒气地慢吞吞踱回家，没法去车场看班头了。好在这人的脑子好用，把看班头的重任委托给我父亲了。我父亲看完自己的班头顺便把他的班头也看了，回来后，赶到他家去告诉他。如果他还在酒店喝酒，怕时间隔久了会忘，便直接赶到酒店去通知他。我父亲一去，他高兴得满脸堆笑。知道我父亲爱吃糖醋排骨，就特意点一盘，温斤黄酒，硬拉我父亲陪酒。
按说，王叔的工资级别和我父亲一样，家中的子女数也和我家一样。应该来说，家庭经济状况也不会宽绰。可奇怪的是他天天下酒馆。而且他家孩子穿出来的衣服，时髦洋派，像富家子弟一样。开始，邻居们都纳不过闷来，后来听说他家香港有亲戚接济他，也就释然了。因此，他硬拉我父亲陪酒，我父亲也会坐下应陪。两人酒逢知己千杯少，谈天说地，关系走得很近。
可不想，后来竟闹翻了。
那天，我父亲看完班头回来，在家先吃了晚饭再赶去王叔家去通知他。谁知王叔没在家，王婶带着孩子们在吃晚饭。桌上只有一小碟炒白菜，显然还是中午吃剩的，数量很少，只铺满碟底。孩子们很少吃菜，几乎在往嘴里扒白饭。
我父亲忍不住地问，怎么给孩子们吃这菜？
王婶泪光闪闪地告诉我父亲，她家几天前就没买菜钱了。白菜是她从菜场捡的菜皮。
我父亲大吃一惊地问，小王呢？
他还在酒馆。
父亲气冲冲地赶到酒馆。
王叔一见我父亲来，又是加菜又让温酒。
父亲冷冰冰地说，家里都这样了，这酒亏你还喝得下！
怎么啦？
父亲把刚才去他家看到的情形说了，家中没钱买菜，孩子都在吃白饭了，你却还在这里喝酒吃肉。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
王叔一听乐了，我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我家总这样，一到月底就没钱买菜，老婆孩子靠捡菜帮子度日。
那你不能酒不喝，省下钱来给孩子们买菜吃？
王叔挟一筷肉丝，细嚼后咽下，慢吞吞地说，儿女自有儿女福，我才不管他们有菜吃没菜吃。做人啊，先得把自己管牢。
同样是父亲，一个为了孩子们有荤菜吃，自己啃冷饭团工间补餐；另一个，不顾孩子们扒白饭，自己却天天下酒馆吃香喝辣。
道不同，不相与谋。我父亲气得转身就走，从此再不和王叔往来，说，不和自私鬼做朋友。
后来经了解，所谓王家有香港亲戚接济，其实并没钱接济，只是将自家孩子穿小、穿旧的衣服寄来给王家孩子穿。当时在内地人的眼光看来，就显得洋气富足。
王叔将工资的一半交给王婶当生活费，另一半留下供自己下酒馆。至于老婆、孩子有没有钱买菜，他是一概不管的，唯独自己的酒一顿都不能少喝。
这么自私的父亲可能连老天都容不下。
某天半夜，他突发脑溢血。送医及时保住了命，但四肢后遗症使他不能再驾驶公交大客了。车场安排他去传达室值夜。可他仍戒不了酒，夜夜带包花生米咪酒。结果，花生米里的黄曲霉素食过量了，患了肝癌，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三

父亲另一个走动密切的同事是刘叔。
刘叔是四川人。杭州公交扩招时进的公司。车场考虑以老带新，便把他和我父亲分在同一辆车上，跑一条远郊线。
这时期，我的两个妹妹也都已出生，家庭经济更加紧张。特别到了三年困难期，社会通胀厉害，我家的生活有点难以维持了。
父亲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利用工余时间去谋一份第二职业。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下，他找到了。
他所跑的那条远郊线的终点站，是个江边村。那时，这村里只要有中青年男丁的家庭都在做黄沙运输户。他们把江边沙场的黄沙运到各个建筑工地，一车黄沙连沙带运费能挣好几百，是份让人眼红的活计。但在初期，谁家都买不起新车，只能东借西借地买辆二手车。为抢生意，又都满装快跑，车辆常常出故障，半路抛锚。
那天，有一辆黄沙车抛锚在我父亲那条线路的终点站了，黄沙车的司机怎么都发动不起车。让人推吧，满车黄沙的重车根本就推不动，严重影响了公交车的运行。乘客们纷纷指责黄沙车司机只知自己挣钱，太没道德，嚷着要报警。那结果必然是扣车罚款。黄沙车司机急得抓头绕耳但又束手无策，不停地朝众人鞠躬作揖。
我父亲看他可怜，便说，我来试试。拿来工具，打开引擎盖，这里拧拧、那儿紧紧，又把两条线直接起来，说，你发动试试。
黄沙车司机一试，果真能发动了，就把车慢慢开出公交站停稳。跳下车来，对我父亲千谢万谢。
我父亲对他说，这方法只能临时救救急。说着递他张纸条，你让家人去把这配件买来，我下班后再给你调试。
那天下班后，我父亲帮他把新配件换上，并对他说，你这车的发动机必须要做保养了，否则车辆没有动力不说，还可能把发动机烧毁了。
黄沙车司机无奈地说，这情况我知道。但送进修理厂没个把月根本出不来，太耽误挣钱了。能拖就拖吧。
我父亲说，这车我给你保养。三天修完，效果好，你付工钱。效果不好，别给钱。
黄沙车司机一听，觉得是条路子。这车的动力实在太差了，爬坡被人嘲笑为乌龟车。而且拖下去，万一发动机烧缸，损失可就惨了。于是，接受了我父亲的提案。
我父亲调休三天做好了这次保养。一试车，“乌龟车”变成了“兔子车”。
整个村庄轰动了。
因为二手黄沙车临时抛锚的现象实在太多，拖进修理厂修理，不但贵、而且停的时间还长，太耽误挣钱。极需有个能随时修理的师傅，黄沙运输户联合高薪聘请我父亲为驻村汽修技师。谁家车坏了，电话打来，我父亲骑摩托车赶往抛锚地，三下五去二将故障排除，车子立马继续能运沙挣钱。
村民惊叹我父亲的修车技术实在太好了。他们不知道请的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公交司机，而是一个正宗的大上海汽修技师。
我家祖籍在上海西郊的一个镇，世代务农。后来我父亲的姐姐续弦给上海一个汽车修理铺的老板，就把自己的小弟带到修理铺当学徒。姐夫教舅佬很尽心，舅佬学得也很用心，几年后考出了汽修技师。后来，嫌修理工这活又脏又累，改行做了司机。在大上海，他万国车摸过，啥疑难杂症没见过？摆弄几辆黄沙车，对他只是小菜一碟。
村民为感谢我父亲，除工资外，还塞辛苦费。因正在三年困难期，生活物资奇缺，不时地送些自养的鸡鸭鱼肉。那段日子，我家过得既富足还油润。
我父亲能兼下这份第二职业，是和刘叔的鼎力相助分不开的。
为掩护我父亲，先由刘叔找了个理由，向车场申请做长下午班，由我父亲做长上午班。这种要求只要搭班的司机没意见，都能获批准。他又提前上车，赶到终点站和我父亲交接班。这样，我父亲一下班就能驻村了，一直驻到末班车返城。从而保证了足够的驻村时间，令黄沙运输户十分满意。我父亲要给刘叔分红，他死也不收。
大恩不言谢，唯心铭记。家里煮鸡烧鸭的日子，父亲会装上一茶缸。这成了交接班时最后一项、却难以完成的交接事宜。刘叔说什么都不肯收，实在拗不过我父亲，捞出一块啃了，递还茶缸，说，留给侄儿们吃。
也不知我父亲怎么想的，突然行起洋礼来，他拥抱住刘叔，手不停地拍打刘叔的肩胛……称两人为割头兄弟都不过分。
但花无百日艳。
四川老家发来消息，他父母双双得了肺癌，无人护理，让他赶回去。他离杭时，我父亲送他一笔钱。可能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刘叔这回收下了。
回四川后，他父亲不久就死了，母亲却一直拖着。他也就没法再来杭了。因他家小山村太偏僻，我家又搬了几次家，后来，两人渐渐断了音讯。
如此，我父亲走动得最密切的同事，死的死了、散的散了，自然就不会来参加我父亲的追悼会了。
虽说深交的同事不多，但我父亲和一般同事相处一直还都很融洽，他每年都全票当选先进生产工作者便是明证。按理不会出现追悼会没一个同事参加的窘境。事后追想起来，我们当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
四

我父亲在他们五兄妹中行小。因此他在家族中辈分很高。死时相当于族长的身份，各房各系都来人吊唁。另外，我母亲老家这边也来了很多江西亲戚。他们一来，我们忙坏了。各家各户送的奠礼得一一登记在册，以便将来还礼。他们的食宿也得一一安排妥当。更兼我们当时陷于巨大的悲痛之中，竟忘了将父亲追悼会的信息在第一时段通告父亲的单位。因此，工会没贴通告，同事们不知道，自然也就没人来参加了。
敬爱的父亲，您一辈子扑心扑肝地养育我们，以致累出心脏病，老年突发心梗而死。我们却没能将您最后一件大事办圆满。原谅我们吧。
父亲，这辈子做您的儿女没做够，求求您，下辈子还做我们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