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刚参加工作，便被组织上派到一个山区里去搞“社教”。
我所蹲点的那个村，名叫红石崖村，四周都是山，这个村子就被山峦紧紧地圜绕着。我住在一个名叫杨大华的农民家里，吃和睡都跟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村里给他们把补贴，算钱，不要他们白付出。
在杨大华的隔壁，有一户农民，名叫陈春元，他的家里有一个孩子，准确地讲，是一个女孩，名叫陈小玲，十二岁，在读小学四年级，是属于蓓蕾初绽的年华，但不幸的是，她却得了白血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血癌”）。
听陈春元讲，陈小玲得这病已有一年多了，本应该一发现这病就把她送到医院去治疗的，但因为家中穷，手头紧，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于是就让她在家中一边上学一边治（他们在镇上的医院抓来药，用药罐子熬了以后让陈小玲喝）。哪知，这白血病不是一般的病，够厉害，不管怎么熬药给她喝也不见有啥作用。
后来，病情越来越恶化了，这学也无法上了。陈春元便卖了家中的两头大肉猪，卖了家中的一头大牯牛，又向亲戚朋友们借了一些钱，把她送到了县医院。在县医院，医生经过检查后，对陈春元直截了当毫不隐瞒地说：“这孩子，你们太给她治迟了，现在已是血癌晚期了，再怎么治也没用了；如果早一点给她看，那就好了，说不定还能看得好。可现在你们就是把她送到省里的大医院去，也是枉然了，也挽救不了她的生命了，这孩子最多也只有三十多天了（指还可以活30多天）。”医生建议他把陈小玲弄回来，免得把钱给搞浪费了。
就这样，陈小玲便回到了家中。一般的情况下，她都是睡在床上的，吃饭、解手、洗澡都由她的母亲来料理——关于这吃饭，要补充讲一下的是，她只吃很少的饭，有时几乎只用筷子挑几口，然后就放碗了。如果她在床上睡腻了，她就要叫她的母亲把她搬到躺椅上去坐一坐，有时也在外面去晒一晒太阳。
但，就是这样了，她仍然还没有忘记读书，只要神智好一点，她就叫她的母亲把她过去读的语文课本给她，她拿在眼前，久久地端详着，似乎想大声地念起来，然而她却没有力气了。此时，她的全身都变“白”了，且浮肿，头上的发丝也已掉光了，就如同一个尼姑一样。
听陈春元讲，小玲在学校里读书，学习成绩很好，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学生”，得的奖状有好几个；再则，她也很听话，很懂事，虽说只有12岁，但家里的许多活，只要是她干得了的，她都帮父母尽力而为地干，向来不给父母增添什么负担和麻烦，而对自己的吃、穿从不计较，在村里同龄的伙伴们中是最差的。
有一天晚上，我到她的家中去看她，她见我来了，非常的高兴，便叫她的母亲把她从床上搬到躺椅上来，要跟我说话，我说：“小玲，你想讲什么话呢？”她说：“叔叔，我好想到学校里去读书呀，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呢？我还有能读书的那一天吗？”我安慰她说：“小玲，你现在安心地养病吧，等病好了，就可以上学去读书了。”
我讲完这话，便马上地把脸背过去了，我知道我讲的是违心的话，是欺骗她的话，说真的，我的心里就像针扎一样的疼痛！哪知，不想，她身边的父亲母亲已忍不住，此时已“呜呜”地哭起来了。
小玲的生命一天天地进入“倒计时”，后来我又抽空到她的家里去看过她几次，小玲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叔叔，我真的不想死呀，我在世上还只活了短短的12年呢，还有好多的东西我都还没有看到过咧，我很留恋这个世界呀……”“小玲，别说了！你会好的，会好的，一定会好的！”我讲完这话，喉头一酸，眼泪已滚落下来了。
小玲离开人世的前一天，我又去她的家中看望了她，她非常吃力地对我说：“叔叔，您能给我帮一个忙吗？”我说：“什么忙？小玲，你尽管讲吧，只要是叔叔能办得到的事，叔叔绝不推诿。”“好吧，那我就讲了。我想叫您给我采一束红杜鹃来，让我拿在手上，我想闻一闻那种香气。您看，现在已是春天了，这满山的红杜鹃都开了，好美呀，好美呀！”
听她这一讲，我便迅速地跑到前面的山坡，去采回了一束灿如云霞的红杜鹃，交到她的手上，她说：“谢谢您了，叔叔！真不应该呀，叔叔！”
小玲死后，躺在薄薄的棺木里，她的书包，她的课本，都被她抱在身边；另外，我那天给她采来的一束红杜鹃也被她拿在手上。村民们把她瘞葬在了她家前面的山坡上——也就是我前一天给她采摘红杜鹃的那个地方。
看着那座刚刚堆起来的小小的坟茔，我知道有一束红杜鹃将会永远地在我的心中灿然地开放，让我永生永世都不会谖忘、都不会忘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