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个朋友，叫王二，不过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觉得我是他的朋友，他大多数时候只记得女人的奶子和草地上的翻滚，无聊的时代里大家闲的只能互相找麻烦，我们打了很多的架，言谈中操了无数遍对方的妈。 工厂里的烟子熄灭之后，我们再也未见过，也曾有过见一面的机会，不过他让我等了太久，那时候正出差时间紧的很，别的什么都不记得，那天的雨仿佛挺大的。不过那天的雨后来发现是我自己脑子胡思乱想弄出来的东西，这也是后来翻自己日记时看到那天写的天晴才想起来的事情，那时候王二大概已经死了，我烟量比他大得多，倒是他先得了肺癌死了，科学时常不科学。 我一直记不清楚我是什么时候认识王二的，那时候写日记还是件危险的事情，任何体现思想的东西都容易让你陷入阴谋与批判。但我却记得听到他死讯的日子，他妈的一生和女的有缘死都死在了妇女节那天。这段经历无始有终显得奇怪，这也是我多次想起的缘由，记忆里王二长时间穿着一条黄色的粗布裤子，我们睡在大通铺上许多人都笑他裤子的颜色像是人体的某样排泄物，他倒也不当场反驳，往往是夜里起身把那人袜子均匀着盖那人脸上，这件事让我后来看到自己女儿做面膜的时候总觉得很不舒服，女儿说我老了不懂这个时代，我想我也是老了，这些想起来觉得好笑的事情都过去30年有余了，那个时代严肃的很，现在看来又充满了幽默气息，时代的特征与记忆被时代本身扭曲掉，想想还是挺奇怪的。 不过奇怪的事情太多了，万岁的毛主席都死了，有什么比这还奇怪的事情吗，这正是我们那一代最奇怪的事情。王二的爸爸是个地主阶级，后来他自己总结被批斗的原因，想了许久才想起来可能是当年他爸爸借给了八路军粮食现在别人不想还给他就搞了共产主义，这话被一直有点喜欢他的村支书女儿听到连忙报告上去，害他又挨了一顿批斗，那个年代，亲情都要排在信仰后面，爱情算个卵蛋，何况还是单相思之类的东西，那个年头不会告密根本都算不上进步青年。后来九十年代我下海经商的时候，一笔交易的价格被捅了出去害我亏了很多，后来才知道那年轻人的爸爸是当时文斗的先锋，算是最会告密的进步青年之列了，每每想到这里，就觉得可以原谅，那时代过来的人仿佛什么都能忍受，什么都能原谅。 王二和我在同一个厂里，每日都是一大片穿着蓝色衣服的人进进出出当然也包括我们，后来去海边的时候觉得亏大发了，妈的这浪还没厂里的人潮蔚蓝。厂里的每个人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混饭吃，也没什么太具体的分工，主要靠大家共同劳动，大多时候我发现大家都在偷懒，这是那时候为数不多的默契谁也不去捅破它。王二和我那时候总是喜欢思考，那个时代这个习惯真是算的上要命的东西，我们思考了很久也还是没想出来毛主席万岁和我们两个往炉子里铲煤有什么关系，王二小声在我耳边叨咕一句：可能是毛主席万岁以后要让我们铲煤火化。这话传出去绝对是能死的不能再死的反动话语，为此我担惊受怕了好长一段日子，生怕王二说梦话抖出来，为此我也用袜子偷偷捂住了他的嘴。后来万岁的毛主席死后也没有火化，这下彻底和我们两个铲煤的没关系了，那时候心里竟是说不出的轻松，九月九日下午广播里传来毛主席去世的噩耗时，我的眼泪也莫名的流下来，只是嘴角和王二相对一瞥。这些过去了大概七八年的样子后，我去了趟北京，还专门去瞻仰了一下毛主席的遗容，我仿佛有种奇怪的错觉，我总觉得他是一块特大号的腊肉，不过我也不敢多想，眼睛看着他还是像那个时代的习惯一样不敢有思想。 我也说不清楚这些故事，我记得非常琐碎的细节，却记不住许多事情的结果乃至过程，又或者我故意忘去了。那时候我们都二十出头，那是我们一生中的黄金年代，许多没有理由的事情就那么发生了，那些因为问了为什么死去的人都警告着我们不要去想为什么，我只记得我和王二两个人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吃上一碗酱巴肉，就这么一碗酱吧肉还是我们结合了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才梦想出来的东西。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人不值钱，时代却总是在报纸在人们的口号和广播里闪闪发光着，就像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囤积厦门的黄金一样闪闪发光着。 王二不知埋在了何处，我们的黄金年代里留下过一张白银色的照片，我们穿着工人服手里拿着红宝书，坚毅的眼神紧绷的神色，连个勾肩搭背的姿势都没有，姿势说明了我们对革命的信心和对毛主席的尊敬，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我不知王二是否还有什么回忆，但我还是希望他不要把那些想法说出来，我还是害怕提心吊胆的感觉，尤其是他乱说话后的那种提心吊胆。 我们的黄金时代就这么一晃而过了，我们这一代没有太多人写出了回忆青春的书籍，大概是都不能通过审查的缘故。我们经历的时代也确实像是沉甸甸的黄金，只能永远放在保险柜里。安全又规矩，至于别的词我无法形容，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